葛洛奇

互文：汪晖《亚洲想像的谱系》

——原文摘自《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一书附录二　　

《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北京，2004。2008再版)，英文著作《中国的新秩序》(哈佛，2003)、韩文著作《为了新的亚洲》(汉城，2003)。　　

【维基百科】汪晖（1959年－），中國大陸著名學者，被譽爲新左派領袖[1]。畢業於中國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師從唐弢先生，现任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中　文系　教授＼人文与社会高等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博士后研究、美国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华盛顿大学访问学者、 柏林高等研究所、海德堡大学研究员。　　

第一节　“新亚洲想象”的背景条件　　

英国首相布莱尔的外交政策顾问罗伯特•库伯（Robert Cooper）在《观察家报》也发表了题旨相似的文章《为什么我们仍然需要帝国？》。库伯的“新帝国”建立在对于当代世界的国家类型的三分法的基础之上：第一类是索马里和阿富汗等前殖民地国家组成的“前现代国家”或“失败国家”，它们的混乱无序导致各种非国家力量以之为基地，威胁其它国家的安全；第二类是以欧洲的前殖民国家组成的“后现代国家”，其代表即欧盟或北约，它们超越了民族—国家之间的势力均衡关系，以透明性、相互依赖性为原则形成多元性的社会共同体；第三类是由中国、印度和巴基斯坦等国组成的“传统的现代国家”。在他的分类中，“后现代国家”的两个典型类型是作为“合作帝国”的欧盟和作为“自愿的全球经济帝国主义”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这两个组织都由一整套法律和法规协调运作，而不像传统帝国那样依赖于一个中心化的权力。库柏的“合作帝国”构想以及“邻国帝国主义”（the imperialism of neighbours）概念是在巴尔干战争和阿富汗战争的阴影中提出的，它把“人道主义干预”的概念与一种新型帝国主义的概念结合起来，从而使得“人道主义”合乎逻辑地成为“帝国”的理论前提。[2]由于欧洲国家奉行内外关系的双重原则，即对内超越主权原则，对外实行“新帝国主义”，从而这个所谓的“帝国”可以被概括为一种泛民族主义的模式。史密斯（Anthony D. Smith）曾在一本讨论民族主义的著作中谈论过这种“泛民族主义”：“一方面，它们似乎建议为了更大的超国家和超民族的利益，应该摒弃现存的民族国家。另一方面，它们通过把民族国家和一个更宽泛的‘受保护’的国家的范畴联系起来，并通过反对具有文化差异的邻邦和敌人，明确了民族国家的文化轮廓，加强了它的历史认同，从而使其得到巩固。……它们作为政治论坛有一些作用并具有区域性影响。但是，在政治或者经济关系方面它们几乎没有什么突破……它们的作用是使民族国家正常化，从而使其合法化。 　　

韩毓海《天下@江山走笔，后记》：今天“先进理论家们”顶礼膜拜的福柯＼德里达们究竟是谁的学生。没有《实践论》《矛盾论》，哪来的“结构”＼“后结构”？没有“三个世界的理论”，何来沃勒斯坦＼萨义德？没有《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何来卡尔＠斯密特的新政治观＼新主权论？　　

伴随着新型的“帝国秩序”的浮现，亚洲地区涌动着一种双重的过程：一种是以美国为中心的、能够有力地将各民族—国家权力吸纳到这一新型权力网络中的过程，例如在阿富汗战争中，亚洲各国家出于各自的经济和政治利益积极参与以美国为中心的战争同盟；另一种则是在一九九七年金融风暴之后强化了的亚洲区域合作的步伐。我们可以毫不费力的举出下面的事例：二〇〇一年二月，以亚洲为立足点的地区论坛博螯论坛在中国海南岛举办；六月，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成立了“上海合作组织”（简称“上海六国”）。在“九一一”袭击事件之后，即二〇〇一年十一月，中国与东盟达成协议，决定在十年内签署自由贸易协议，以致日本媒体发表评论说：“如果亚洲的地区统一加速，……日本和中国的距离感将在地区统一进程中自然趋于消除，最终以把美国排除在外的首个东亚地区的协商场合——‘东盟＋日中韩首脑会议’为基础，日中有可能实现‘亚洲版的法德和解’。”[6]以东盟＋日中韩为中心的地区统一进程是一项开放性的区域计划，它让人想起的与其说是哈贝马斯意义上的欧洲统一计划，毋宁是北美自由贸易区的亚洲版。一方面，这一带有强烈的市场主义取向的区域主义本身正是“新帝国”主导下的全球市场关系的产物：区域联合的构想是为了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新需求，在一个较之民族—国家更为广阔的范围内建立对于资本、信息、金融、劳动力等领域的高度的流动性的控制和调节机能；另一方面，这一区域主义又包含着通过建构区域自主性以抗拒全球霸权的意向。这一姿态可以概括为一种迎拒关系，即既反抗又拥抱的关系：迎拒的主体是以区域形态出现的国家和国家联盟，而对象则是“新帝国”主导下的市场关系。　　

第二节　亚洲的衍生性：帝国与国家、农耕与市场　　

第三节        亚洲概念与民族运动的两种形式　　

但是，这个发生在亚洲内部的脱亚过程是在欧洲与亚洲的强烈对比的框架中才得以产生的，雅斯贝斯的下述分析是令人深思的：希腊文化好象是亚洲的边缘现象。欧洲尚未成熟就脱离了其亚洲母亲。问题产生了：这一决裂是从哪一步、在何时何地发生的？这可能是欧洲将在亚洲再一次迷失吗？亚洲的深处缺乏意识吗？它的水平降低就等于缺乏意识吗？假如西方从亚洲母体中走出来，它的出现看上去就是一次释放人性潜力的大胆行动。这种行动带来了两种危险：首先，欧洲可能丧失其精神基础；其次，西方一旦获得意识，它不断有可能再陷回亚洲的危险。然而，如果陷回亚洲的危险要在今天实现，那么这种危险就将在要改造和毁灭亚洲的新工业技术条件下实现；西方的自由、关于个人的思想、大量的西方范畴和西方清醒的意识将被丢弃。亚洲的永恒特点将取代它们并保存下去：有存在的专制形式，有宿命论精神的安定，没有历史和决心。亚洲将是影响全体的持久的世界，它比欧洲更古老，并且包含了欧洲。凡是产生于亚洲又必定陷回亚洲的样式是暂时的。……亚洲变成了一个深化式的原则。当我们把它当作历史现实来客观地分析时，它土崩瓦解了。我们一定不能先验地把对立的欧洲当作实体。于是欧亚就成为一个可怕的幽灵。只有当它们充当某些在历史上是具体的、在思想上是清楚的东西的缩影时，只有不把它们当作对整体的知觉时，它们才经常是一种决定性的深化语言，才是一种代表真理的密码。不过，欧亚是与西方历史整体同在的密码。[35]　　

　　从上述逻辑出发，“脱亚”不是一个日本现象，而是一个普遍的历史进程。我们由此可以感受到福泽谕吉在提出脱亚论时的激情，也能够理解为什么这个简单的口号成为近代日本的一个持久的命题。……在这里，关键的问题是：资产阶级民族—国家及其以个人为单位的公民观念一方面是摆脱贵族制度和古代帝国的等级关系的政治途径，另一方面则是资本主义（特别是国内市场的形成、海外市场的扩展和私人产权制度）扩张的最好的政治形式——这一扩张从未局限于民族—国家的疆域内部。民族—国家的逻辑与帝国的逻辑并不像十九世纪欧洲著作家们表述的那样截然对立。在这个意义上，“入欧”的逻辑与“入亚”的逻辑可以视为日本现代性之一体两面。　　

值得注意的是：与“脱亚论”一样，“民族自决”的命题也是在民族—国家与帝国的对立之中产生的，所不同的是，作为一个反对资产阶级民族—国家和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社会运动，社会主义的民族自决运动从一开始就表达了它的国际主义的和反帝国主义的倾向。在社会主义的视野内，民族—国家的形式不仅是资本的跨国运动的政治支柱，而且也是把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限制在民族—国家范围内的最为有效的方式，从而社会主义的民族自决运动包含了一种超越民族—国家的取向。由于社会主义的基本目标是对资本主义的系统批判和自发反抗，因此，它很少在意“亚洲”概念可能包含的特殊意义－－这仅仅是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一个边缘区域，一个通过民族革命才能加入到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因而也加入到反对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斗争中的地理区域。社会主义运动对于亚洲的发现有待于这个区域内部的看似矛盾的社会运动：这个运动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对欧洲资本主义既拒又迎的姿态，表现出对自己的历史传统既批判又拥抱的姿态。我们可以将亚洲地区的社会运动的这一双重性概括为：通过对传统的批判开辟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通过对传统的再阐释挖掘抗拒资本主义霸权的资源。　　

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国共合作》：在1921年列宁把苏俄转向他的新经济政策以后……（认为）西方资本主义正在利用亚洲的落后国家，作为获得利润的源泉，以支持资本主义体系。如果没有帝国主义对亚洲的剥削，使西方工人仍能得到较高工资，资本主义就会垮得更快。亚洲的民族主义革命会夺去帝国主义列强的有利市场和原料供应，从而在西方资本主义最脆弱之处对其发动“侧击”。……从1922年到1927年期间，共产国际选中中国作为它对外斗争的主要地区，并把英帝国主义作为主要的攻击目标。（二战后扩展到柏林墙和38线）　　

国际主义的社会运动最终演变为各地区和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从而运动本身的历史包含了对运动的出发点的自我否定或扬弃。……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认为支持弱小国家的独立要求是西欧和俄国一切民主派的绝对职责，他们对大国民族主义抱有坚定的否定态度。我在此简略地概述一下他们的基本理由：首先，他们认为弱小民族的自决要求总是包含着一定程度的民主要求，社会主义者对于民族独立运动的支持与其说是对民族运动的支持，毋宁说是对于民主的支持。社会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承认一切民族都有分离权是和要求取消任何不平等、任何特权和任何特殊地位的观点密切联系着的。（在这个意义上，他们绝不会支持主体民族以任何名义对于其它少数民族的镇压和清洗）其次，社会主义者对民族自决权的认可建立在一个历史观的前提之上，即承认资本主义是通往社会主义的必经阶段，承认它比历史上的任何政治和经济形式都更具有进步意义，而民族自决及其内含的民主要求能够释放一个民族的创造力，从而为资本主义发展提供最好的保障。早期社会主义者对于民族运动的评判密切地联系着取消任何不平等、任何特权和任何特殊地位的诉求，他们对于民族自决权和资本主义发展之间关系的论点至今仍然有着启发的意义。总之，对于社会主义者而言，对不同的民族主义运动的态度不是取决于这一运动的种族和宗教内含，而是取决于这个运动对于（国内的和国际的）民主和平等的意义。从欧洲思想的发展来看，民族自决权与大国民族主义的对立是从西欧民族—国家与帝国形态的对立中衍生出来的。　　

（西部大开发与世博会的并进）
陶希圣《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民族意识与阶级意识在一民族猛烈的压迫别一民族的时候，被压迫民族之于压迫民族，和被压迫阶级之于压迫阶级相同。在一八四八年间，欧洲大陆各国之于英国（英镑霸权——美圆垄断、定价权），和无产阶级之于商工业资本家相同。当时社会主义者的意见是怎么呢？“依一切‘独占’的撤废，竞争得以自由，费本迅速集中于大工业家之手，小市民阶级迅速消灭，并且资本独占国英吉利迅速隶属其周围各国于本国工业支配之下。法兰西、德意志、意大利的资本阶级独占权打破了：德意志、法兰西，及意大利，对于并吞一切的英吉利资本阶级，衰落为一介无产阶级。和一个个英吉利资本家对一个个英吉利无产者所行的压迫一样的压迫，英吉利资本阶级全体对于德意志、法兰西及意大利实施起来。尤其在这个情形之下吃苦的，便是这诸国的小市民阶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由世界大战到冷战，是社会国对资本国的一种胜利与制衡；而中国的第三世界理论，则是世界范围内的农村包围城市。）至于英吉利的劳动者呢？“英吉利工业上独占的地位继续的时期，英吉利的劳动阶级，在某种程度内，有对于随伴这独占的利益的分沾。这利益在他们中间，分配得极不平等的。有特权地位的少数人垄断了最大部分，但是大众也时常暂且均沾一些利益。所以，不平等民族之间，被压迫民族的劳动阶级由民族的感情。这个事情，社会主义者也不否认。（世界四阶层：富国资本家——富国工人—穷国资本家——穷国工人）　　

第四节        民主革命的逻辑与“大亚洲主义”　　

一九一七年的十月革命产生于欧洲战争的直接背景之下，并对中国革命产生了深刻影响。但是，人们很少注意如下两个事实：第一，十月革命发生在辛亥革命之后，由此开创的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视为对亚洲革命（中国的辛亥革命）的响应。列宁关于民族自决权的理论、关于帝国主义时代落后国家的革命的意义的解释，都产生于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之后，并与他对中国革命的分析有着理论的联系。第二，俄国革命对欧洲产生了巨大的震动和持久的影响，它可以视为将俄国与欧洲分割开来的历史事件。列宁的革命的判断与斯密、黑格尔对于亚洲的描述没有根本的差别：他们都把资本主义的历史表述为从古老东方向现代欧洲转变的历史进程，从农耕、狩猎向商业和工业的生产方式转变的必然发展。但在列宁这里，这一世界历史框架开始包含双重的意义：一方面，世界资本主义和由它所激发的一九〇五年的俄国运动是唤醒亚洲－－这个长期完全停滞的、没有历史的国度——的基本动力，[44]另一方面，中国革命代表了世界历史中最为先进的力量，从而为社会主义者标出了突破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明确出口。俄国知识分子和革命者中间发生的斯拉夫派与西欧派的持久论战从一个特殊方面说明亚洲论述背后隐含的上述双重的历史动力。[45]　　

韩毓海《天下@安得倚天抽宝剑＞：说到底，正是20世纪的三场战争，最终扭转了19世纪帝国主义的全球政治－经济结构。抗日战争将日本皇军请回老家，抗美援朝打出了中国第一个工业基地东北，越南战争逼迫美国从太平洋的那一端向中国伸出和平的手掌。20世纪100年，成千上万的中华优秀儿女在我们的前面英勇地牺牲了，人死不能复生，“翻盘”的代价举世无双，换来的那就是中国人民站起来。而所谓“站起来”，就是指20世界后期以来的中国重新获得了她丧失了近200年的“天时、地利与人和”。这种“天时、地利、人和”是指从上世纪70年代起，在西方世界不得不与中国平等相处的同时，中国在“第三世界”的影响与地位更非任何西方国家可比，而这些更吸引了有着共同传统价值的亚洲周边国家的眼球。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才使得在19世纪解体的“大中华”经济圈得以在21世纪重构，“中国和平发展的周边环境”正是指这个互动的新结构的形成，或曰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产生。　　

第五节        互动的历史世界中的亚洲　　

拉铁摩尔在《中国的边疆》一书中曾以长城为“中心”描述出一个超越政治和民族疆域的“亚洲大陆”，为我们理解历史中的中心与边缘关系提供了极为不同的视野。这个“所谓的‘中心’的概念是，在长城的两侧，并立着农业与游牧两大社会实体，两大社会实体在长城沿线的持久性接触，形成互动影响，反馈到各自社会的深层。这一中心概念的建立，纠正了以往以南方农业社会为本位的立场”，而且也重新让人们看到了边疆及其部落形成的历史。“中国从有利于建立中国社会的精耕农业的环境中，逐出了一些原来与汉族祖先同族的‘落后’部落，促成了草原社会的建立。”草原社会与南方农业社会同时发展，二者之间的地域遂呈现“边疆形态”。[78]长城中心的中国历史叙述与黄河中心的中国叙述，以及宋代以后的运河—江南中心的中国叙述形成了鲜明对照。历史叙述的中心转移除了与各时代的中心地位的移动有关，而且也还与观察历史变化的视野、尤其是观察历史变化的动力的视野相关。（插图：元朝地图、清朝地图）陈寅恪的研究与此遥相呼应，但他关注的重心是制度的形成与周边的关系，其间贯注着一种强烈的历史正统意识。（插图：唐朝地图）　　

韩毓海：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从北周遗事到“关陇府兵”，自“则天改制”到“安史之乱”，历史乃是循环前进的。作为“从资产阶级史学到马克思主义史学过渡的关键桥梁”（万绳楠语），陈寅恪值得我们今天好好学习的，正包括这一结构互动的历史观。这其中洋溢着中华民族继往开来、从四分五裂走向辉煌之盛唐的高度自信和乐观。陈寅恪并非像民国版“中国文化”代言人　余英时　先生所谓，是“兴灭国、继绝世”的所谓“文化托命人”、“前朝遗民”，而是有继往开来视野的战略家。实际上，他对于国民党统治和旧中国社会的态度，恐怕也是与余英时等“民国遗民”截然不同的。故宫博物院的创始人之一　吴瀛　先生（吴祖光的父亲）在1949年大军进城时写下的大横幅：“秦皇汉武皆旧事，开天辟地毛泽东”，其实正是那一代饱受战乱之苦，盼望天下清明的知识分子共同心声。陈氏对于中国学术的重要贡献之一，在于在多民族互动的战略视野中，重新发现并抒写了中国西北和西南，而中共建政以来的“大三线”建设理念无悖，更不必说“关陇府兵”与延安政治之间不谋而合的历史暗喻了。可惜的是，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某种刻意的宣传播弄，陈寅恪毕生的学术贡献，只剩下了可怜见的“最后的20年”。他皓首穷经的学问，在某些人眼里，仿佛也统统不过是对共产党、新中国“破坏文化中国”的托物牢骚而已――曲解乃至误解陈寅恪，实以当今为最，所谓“大山临盆下了群耗子”，陈寅恪天上地下有知，八成会跟这些谬托知己者没完。　　

在谈论大运河的开凿史时，他（宫崎市定）甚至强调不应仅从中国的立场去评价，而应该考虑它在促进中国内部交通的同时，联络了横断亚洲的南北海陆两大干线的东端，中国由此不再是东西交通终点的死胡同，而成为世界循环交通路的一环。在这个意义上，运河的开凿是个有世界史意义的大事业。[87]如果中国内部的重大事件，如运河的开通，贸易路线的延伸，都市的选择（如五代和宋以后，中国舍弃交通不便的长安、洛阳，把国都迁往交通都市和商业都市的开封），影响了那个时代的世界交通和贸易，那么，我们怎么有可能仅仅从“内部”谈论近代中国的转变呢？按照宫崎市定、沟口雄三等人的看法，构成亚洲的近代的那些政治、经济和文化特征从十或十一世纪即已开始，早于欧洲的类似发展三至四个世纪。那么，这两个世界的历史发展究竟是平行的，还是相关联的呢？由于蒙古帝国的扩展，东西两个文明早已非常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的观察包含了深刻的洞见，揭示了由于蒙古扩张而产生的欧亚之间的密切的联系。在谈及十八世纪的欧洲工业革命和以法国为中心的政治革命时，他认为东洋、特别是中国不仅为工业革命提供了市场和资料，而且也为法国革命的人道主义提供了滋养。因此，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是：如果只有欧洲的历史，欧洲的工业革命不能发生。因为这不单是机械的问题，而是社会整体结构的问题。工业革命发生的背后，需要小资产阶级的兴隆，亦必须有从东洋贸易中得到的资本积累。要机器运转，不能单靠动力，还必须有棉花作为原料，更需贩卖制品的市场，而提供原料和市场的实际是东洋。没有和东洋的交通，工业革命大概不会发生罢。[88]　　

　　宫崎的上述观点在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d)的最新著作中获得了回响。在这个视野中，亚洲和欧洲从十三或十四世纪以来就已经深刻地联系在一起，从而我们在理解现代的发生时，必须从一个具有内在关联的世界体系的预设出发。交通的意义不是将两个世界僵硬地捆在一起，而是如宫岐所说如两个用皮带连接在一起的齿轮，一边转动，另一边也会同时转动。弗兰克指出：一四〇〇年以降，欧洲资本主义在世界经济和人口中逐渐兴起，这一过程与一八〇〇年前后东方的衰落恰好一致。欧洲国家利用他们从美洲殖民地获得的白银买通了进入正在扩张中的亚洲市场的大门。　　

第六节        一个“世界历史”问题：亚洲、帝国、民族国家　　

如果说对于亚洲的文化潜力的挖掘是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批判，那么，亚洲概念的重构也是对于分割亚洲的殖民力量、干涉力量和支配力量的抗拒。亚洲想象所蕴含的共同感部分地来自殖民主义、冷战时代和全球秩序中的共同的从属地位，来自亚洲社会的民族自决运动、社会主义运动和解殖民运动。离开上述历史条件和历史运动也就无法理解亚洲的现代含义，无法理解当代亚洲的分裂状态和战争危机的根源。人们把柏林墙的倒塌和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视为“冷战”的结束，但在亚洲地区，“冷战”的格局在很大程度上保存着，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出新的衍生形式。二次大战以后遍及全球的民族解放运动把欧洲的殖民者送回了欧洲，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以民族独立的形式创建了新的国家，但时至今日，美国的军事存在遍及日本、韩国、台湾海峡、中东、菲律宾和其他地区，甚至区域内部的主权国家——包括日本、韩国等地区性经济强国——实际上并未拥有完整的主权。值得注意的是，当代有关亚洲问题的讨论不是由国家推动，就是由精英发起，亚洲地区的各种社会运动——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农民运动、妇女运动，等等——对此漠不关心。这与二十世纪汹涌澎湃的亚洲民族解放浪潮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我看来，亚洲各地的社会运动是在反抗新自由主义的全球趋势和国家政策中发展起来的，从而连接亚洲各地的社会运动的纽带应该是对新自由主义的/新帝国的世界秩序和国内政策的抗拒和批判。在这个意义上，新的亚洲想象既需要超越二十世纪的民族解放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目标和课题，又必须在新的条件下对这些运动未能解决的历史课题进行探寻和反思。不是制造新的冷战，而是去除旧的冷战及其衍生形式，不是重构殖民关系，而是去除残留的和新生的殖民可能性，构成了当代亚洲构想的重要动力。亚洲想象历史地包含了对于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性思考。如果说二十世纪的民族解放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已经终结，那么它们的碎片仍然是激发新的亚洲想象的重要源泉；如果说二十世纪的亚洲论述始终与如何有效地抗拒和转化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逻辑密切相关，那么，作为近代亚洲的历史遗产，民族解放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动力、激情和未完成的任务都将转化到新的亚洲想象之中。　　

马丁@雅克《当中国统治世界》：东亚现代性的兴起
    从20世纪50年代末期开始，东亚出现了第一个令人兴奋的深刻变化。日本以极快的速度从战争造成的毁灭性后果中恢复，但是作为一个1914年以前工业化国家俱乐部的成员国，其经济实力的复苏不足为奇。相反，吸引人们眼球的是亚洲四小龙的快速经济增长，它们分别是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中华文化圈）亚洲四小龙不仅数量少，而且规模非常小——一个中型地区、一个中型国家和两个小型城市。它们不同程度地受到战争的洗劫（其中韩国还遭受了朝鲜战争的破坏），而且都缺乏自然资源。但是它们都开始以惊人的速度增长，其中，中国台湾和韩国后来的30年里，经常都能实现接近两位数的年增长率。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度尼西亚相继加入了它们的队伍（华侨都在700万人以上），随后，中国大陆也步入了这一行列。世界上还从来没有出现过如此之快的增长速度。1820~1870年，英国的GDP年增长率仅超过2%，而美国同一时期的年增长率也刚刚略高于4.2%。（后期得益于二战遗产）此外，后来的亚洲新兴国家——中国，甚至创造了比先前亚洲四小龙还要高的增长率。（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其结果是，一个拥有大约20亿人口的地区完成了快速和积极的转型，东亚地区的贫困水平下降到2007年的不到25%（该数字在2006年是29.5%，1990年是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