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洛奇

中國經濟學界的“郎咸平現象”，已存在很長時日了。自從2004年的“郎顧之爭”以來，郎咸平的名字伴隨著國企產權改革之路如何走的爭論，而為各界所知。

　　近日，因為兩位重量級經濟學家再次向其“開火”，讓筆者再度關注起“郎咸平現象”來。

  　　1月12日，在成都的一個論壇上，國民經濟研究所所長樊綱在與聽眾的互動環節中，當有人問他對郎咸平“政府投資4萬億的方向是個錯誤”的看法時，樊綱痛斥：“他連最基本的事實都不知道！我不想評論這件事！”

  　　而在1月10日，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汪丁丁，在其博客上以《我對“郎咸平現象”的看法》為題，表達了對郎咸平的看法，並尖銳指出，“郎咸平現象”反映的是大眾普遍缺乏思考，普遍表現為阿倫特感到切膚之痛的“平庸之惡”。

  　　我認為，無論是樊綱的“不知道基本事實”，還是汪丁丁的“平庸之惡”，都已超出了正常的學術探討範圍，是較為情緒化的表達。

  　　儘管郎咸平為推銷自己的主張，有挑起民眾情緒之嫌，但“郎咸平現象”能得到廣泛關注和不少線民的支持，其實也反映了一種訴求。郎咸平對國企改制過程中國資流失的警示，對民營企業平等待遇的呼籲，對公司治理和監管方面的研究，還是為我們提供了不少知識方面的貢獻。對此，簡單粗暴地歸結為“大眾缺乏思考”，反倒折射出一些主流經濟學家的固化思維。

  　　汪丁丁還說，人人可呼籲“改革”，人人可以“改革”為旗幟，關鍵是，怎樣改革？於是顯出流派之爭。相信市場還是相信政府，這是一塊試金石。郎咸平為中國社會開具的藥方，決定了他所屬的派別。

  　　很顯然，汪教授對郎先生的批評，建立在了派別劃分基礎之上。我以為這種簡單的派別劃分，掩蓋了問題的複雜性。在轉型期的中國，很多問題需要超越所謂派別來看待。特別是涉及到具體問題時，我們不應動不動就用站隊的方式來解決。

  　　各種思潮活躍，各種學派自由表達，不同人等對經濟和社會問題有不同看法，這些都是正常現象。

  　　已故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薩繆爾森在《中間道路經濟學》一書的中譯本序言中說：“左派和右派的思想家們，喜歡用極端對立的方式思考問題。這不是我作為一個經濟學家的作風。”大師之言，一語道破了經濟學的實質。學識不應該分派別。

  　　在這方面，經濟學家茅于軾對“郎咸平現象”的評說，我認為體現了一位經濟學前輩的氣度，他說：“儘管我不喜歡他的作風，但我覺得應該給人說話的權利。他講那些話是有道理的，不是全沒有道理。你不能因為不喜歡他的這種作風，就把他罵一頓。”

  　　出於公心，尋求共識，平心靜氣地討論和研究問題，並基於中國現狀，提煉出具有可操作性和系統性的經濟理論，非常重要。在這方面，中國經濟學界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有一次，筆者問耶魯大學教授陳志武先生，我國經濟學家離諾貝爾經濟學獎到底有多遠？陳志武回答說，差得太遠了，中國很多所謂的經濟學家，最多只能稱為“經濟師”，他們只局限在用西方經濟學理論分析和解決一些問題，幾乎沒有創新性理論。

  　　這就是中國經濟學界的現狀。但我們的社會給予他們的實在太多。自從經濟學成為顯學，所謂“經濟學家”就像明星一樣受到各界追捧，不斷高空來回，大把撈錢。在學術圈內部，則以學派和學術出身為界限，形成小圈子。

  　　類似現象，都不利於經濟學的健康發展，也對不起社會對經濟學家的尊重。既然經濟學的目的是為了經世濟民、民富國強，那麼中國經濟學界應該少一點意氣爭執，多尋些經世共識。

看“郎咸平現象”的深層意義

http://manage.org.cn/observe/200604/29594.html

確立公共政策的理性基礎看“郎咸平現象”的深層意義

　　有一種批評認為，郎咸平“只拆不建”，對中國改革沒有具體貢獻。如果把“建”理解為在體制內促進改革的發展，那麼，問題出在中國的體制還沒能把像郎咸平這樣的人吸收到人大或政協這樣有影響的法制機構，進而完善中國公共政策的制定。

　　兩年來，香港中文大學教授郎咸平對國企改革等重大議題發表了許多不同反響的觀點，成為中國財經界最具爭議的人物。在民間，郎咸平獲得廣泛支持，被認為代表民心民意，在中國金融市場腐敗、國企私有化大潮中，力挽狂瀾。據《中國青年報》一份“你相信哪位主流經濟學家”專題調查，郎咸平被評為公眾信任度最高的中國經濟學家，信任度遙遙領先於排名第二的資深經濟學家吳敬璉。然而尤其在主流經濟學家中，對郎咸平的批評極為尖銳。有人指責他“貿然引爆仇恨國資流失情緒”，或者不瞭解中國國情而亂說話，像是在一個瓷器店中亂撞的公牛。有人認為郎咸平“否定市場化是在誤導中國經濟”。更有人覺得郎咸平嘩眾取寵，將他比作經濟界的芙蓉姐姐。

　　筆者認為，有關郎咸平觀點所引起的爭論，並非只是一場曠日持久、各說各話的口水仗，而可以有更為深遠的意義。對這些爭論的背景、議題及討論方法作進一步分析，有助於建立對有關問題的學術與社會共識，為這些重大問題的最終解決提供理性的基礎。

　　公司財務與治理：郎咸平以學術專業起家

　　郎咸平於20年前即獲得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沃頓商學院金融學博士學位，在專業上下過功夫，有過許多學術專著，並被其同行廣泛引用。他是在金融與經濟領域被引用最多的華裔經濟學者之一。然而他的學術專業圈子相對來說狹小艱深，曲高和寡。在幾年前他涉足研究中國企業問題之前，郎咸平在中國基本上默默無聞。而使他得以在中國很快聲名鵲起的，是他對德隆與格林柯爾等企業集團財務的案例研究與前瞻性的預言。郎咸平的專業素養、實證方法及對於大量財務資料的把握，在這兩個案例中堪稱典範。德隆與格林柯爾兩企業集團的最終倒臺，也在事實上證明了郎咸平金融研究方法與結論的正確。對於郎咸平在德隆與格林柯爾兩個案例中所扮演的角色，他的批評者們除了抱怨媒體上對兩公司“過度的”負面報導之外，基本上無話可說。

　　但郎咸平的鋒頭所及，不僅僅限於他自身精深的金融專業領域，而指向了國企改革中普遍存在的國有資產流失的現象。郎咸平點名批評的公司，包括曾在國內被認為改革比較成功的TCL、海爾、長虹等幾家大型企業。由改革中管理層對國有資產侵蝕的普遍現象，郎咸平進而對中國改革的主導思路提出質疑，認為一些經濟學者抄襲西方一些表面膚淺的名詞，再通過自己的一知半解設計改革路線，破壞了整個社會的道德倫理和是非原則，造成貧富不均，社會環境惡化。

　　公共政策的是非：各說各話？

　　有關郎咸平的爭議，主要集中于他對國企改革以及近年來一些市場導向公共政策的批評。這些議題超出了任何具體學術專業的範疇，因而很難根據簡單實證的判據做出結論。如果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惟一標準”，那麼對十幾年來中國國企改革的實踐，應該由誰來作出評價—學者、企業管理者，還是下崗工人？評價的根據是GDP的發展，還是衡量貧富懸殊的基尼指數的變化？如果一個國有企業可以通過裁員、買斷工齡、將離休職工福利包袱拋向社會等“改革”提高效率，這是否是通向公平、和諧社會的一條成功之路？

　　客觀地說，郎咸平的支持者與反對者在這些問題上的分歧，很大程度上來自於各自意識形態及價值判斷上的差異，與改革過程中社會各階層的利益消長也有極為密切的聯繫。郎咸平的支持者們批評改革過程造成了極大的不公平，而他的反對者們則認為這種不公平的產生是中國改革開放、提高經濟效率進程中不可避免的現象。應該說，辯論雙方的論點都有可取之處，也都有不全面的地方。問題是，辯論的雙方能否超越各說各話的現況，尋求共識，為中國社會今後公共政策的制定提供更為理性的基礎？

　　制定理性公共政策的幾個原則

　　筆者認為，期望政府制定的公共政策十全十美是不可能的。但一個理性的公共政策必須滿足一些基本的必要條件。簡述如下：

　　公眾的參與。一個合理公共政策的制定，應努力形成只有受益者沒有受損者的“帕累托改進”，而不應以社會某群體或階層利益的嚴重損壞為代價。在操作上，這就要求公共政策的制定過程中，公眾有著充分的知情權和參與權。

　　決策的程式性。由於通訊、交通及資源等客觀條件，現實中公眾（尤其是弱勢團體）對制定公共政策的參與會存在客觀限制。但如果對政策討論、批准、審核的程式性能夠得到保證，會大幅減少政策出現偏差的可能。

　　機制完善的決策機構。政策是由人制定的，但政策的長期合理性、穩定性、連續性不應受到短期人事變遷的影響。這就要求對政策負責的不僅僅是某個具體領導人，而需要是有恰當授權的機構。

　　回首中國改革歷程，早期的改革強調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以“不爭論”避免意識形態陷阱，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然而，“不爭論”的態度掩飾了中國國企、金融改革及公共政策中的許多缺陷，限制了中國公眾對於公共政策的發言權，也為既得利益者的暗箱操作提供了機會。這種意義上，由郎咸平“指點江山”揭示出許多中國改革開放中的經濟社會問題，有助於公眾在媒體和互聯網上對中國公共政策的關注、監督和參與，作用是非常正面的。當然任何一個人精力有限，在自己的專業領域之外頻頻曝光，具體觀點甚至事實上的錯誤都會難以避免。有一種批評認為，郎咸平“只拆不建”，對中國改革沒有具體貢獻。如果把“建”理解為在體制內促進改革的發展，那麼我個人認為，問題出在中國的體制還沒能把像郎咸平這樣的人吸收到人大或政協這樣有影響的法制機構，進而完善中國公共政策的制定。

　　中國航太之父錢學森20世紀80年代就提出過建議，由人大主導從事長期國策和國家發展戰略的研究，並對社會民間上的各種研究作出整合以獲取共識。以我個人的理解，像國企管理層收購（MBO）、國有股減持或股權分置方案，本來由人大來主導討論制訂會更合理、更有包容性，也更容易為社會所廣泛接受。隨著中國法制建設的加快，我個人期待著人大能在中國一些重大問題的政策制定上發揮更為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