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洛奇

反高鐵究竟反什麼

亞洲週刊  林沛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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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區政府大概做夢也沒有想到，一個創造大量就業、志在與高速發展的大陸經濟進一步融合的基建工程，會變成一個動員「八十後」年輕人上街、凝聚各界反政府力量的「鼓吹性議題」(galvanizing issue)。

面對來自四面八方、越來越清晰可聞的反對聲音，親政府的智庫和行政會議成員，以至特首曾蔭權本人，一味只懂得訴諸香港人的經濟理性，反映了他們對轉型中的香港社會以及它的深層次矛盾，簡直全無頭緒。可以斷言，這種執政者(governors)對被其管治人民(the governed)的一無所知，肯定會令本土由年輕人領導的對抗式政治(confrontational politics)變得更加激進。

在一個貧富懸殊、經濟利益分配嚴重失衡，以及極少數人擁有壓倒性不公平優勢(overwhelming unfair advantage)的社會，政府遲早會被人民從奢談整體利益的道德高地上拉下來。從經濟學的角度而言，整體利益作為推行某種政策的理據，其假設是水漲必定令(所有)船高(a rising tide raises all boats)。可是，經驗告訴香港人，水漲固然可以讓某些人乘風破浪、馳騁萬里，但另一些人卻可能在當中沒頂。去年香港的樓價平均升幅高達三成，有樓的人自然笑逐顏開，但本來已經買不起樓的人卻益發絕望。耗資接近七百億港元的廣深港高鐵香港段一旦上馬，在施工期間與落成之後，無疑會為香港帶來一定的經濟利益；但按照現時的權力架構，這些利益的分配、工程成本的支付，以至工程的界外效應(externality)和補償的安排，又是否符合公平與合乎比例(proportionality)的原則？

長久以來，香港的土地和房地產政策向地產商的利益嚴重傾斜，樓宇建築和買賣的法例更彷彿專為地產商牟取暴利而設。

可是，市民對此一直逆來順受，沒有人為抗議樓價不斷攀升而包圍立法會。這是因為地產商早已緊緊扼住香港經濟的咽喉，而太多香港市民透過置業和樓宇按揭成為樓價攀升的受惠者，社會似乎沒有大規模反地產商和反樓價的共識。在這個意義上，反高鐵運動的重要性在於它所發揮的示範作用：反高鐵陣營的核心分子不過數千，已經令政府窮於應付；試想香港過百萬的無殼蝸牛一旦組織起來，將會導致甚麼社會和政治後果。

事實上，反地產商和反樓價的集體意志(collective will)在社會早已存在，它的行使只需要一個有效的工具，而大多數是無樓一族的八十後世代，大有當這個工具的條件。這是曾蔭權出任特首以來最嚴重的潛伏管治危機，如果他以為只要立法會通過高鐵撥款，事情就會過去，我想告訴他：「You ain't see nothing yet」(好戲還在後頭)。

反高鐵不是一場經濟利益的爭奪戰，所關乎的也不只是社會公義的問題。在一個集體潛意識，但也深具象徵意義和浪漫色彩的層面，反高鐵的活躍分子發動的，是一場一方面要保衛香港身份；另方面要重塑香港價值的兩面戰(two-pronged war)。

九七後香港以令人膽戰心驚的速度向大陸靠攏和歸屬，香港仍然保有它的法治與自由，但隨著它對大陸經濟近乎病態性的倚賴，兩地的文化差異正在不斷縮小，而香港獨特的文化身份也變得岌岌可危。作為一個象徵，沒有甚麼比將香港與深圳和廣州串聯成一個緊湊整體的高鐵，更有力、更戲劇性地把香港「只是另一個大陸城市」的身份彰顯出來。

從這個角度看，至少在反高鐵人士的心目中或潛意識裏，反高鐵要反的不僅是高鐵，也是無止境、不加思索的香港大陸化趨勢。由於這個趨勢已經無可挽回，反高鐵的行動也似乎只能夠像保衛皇后碼頭一樣，是一個美麗、蒼涼但最終改變不了現實的手勢。

反高鐵人士的邏輯和分析，以及他們用的一套語言和所採取的策略，不是沒有可議之處；但他們至少在一件關鍵的事情上是對的：廣深港高鐵的興建不只是一個基建問題，也是一個關乎香港與香港人是甚麼的問題；立法會撥款不是一個單純的財務問題，因為政府的重大決策必然有其道德含義與社會後果。這是值得每一個香港人深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