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洛奇

羅伯特·卡根：曆史終結論的終結——21世紀與19世紀為何如此相似　III

III.　　


這一問題的答案令集權主義者心有餘悸，於是他們在全球化道路上裹足不前，甚至竭力倒退。新的國際秩序意味著對主權的削弱，這樣集權制度在國際上就失去了保護，中俄兩國不願接受這樣的局面。與之相應地，他們轉而努力推行新的國際秩序，強調國家主權的價值，以便保護集權制政府不受來自外國的幹預。　　


目前看來，他們已經取得了一定的成果，集權制正在（國際社會中）逐漸複蘇。世界上最有影響力的幾個大國在意識形態層面上的改變會對小國領導人的決策產生一定的影響。20世紀30到40年代，法西斯主義拉丁美洲風靡一時，部分原因便是它在意大利、德國與西班牙取得的成功。60年代共產主義在第三世界廣為傳播，不僅僅是因為蘇聯不遺餘力的推廣，也是因為政府的反對黨要扯著馬列主義的大旗揭竿而起，以此獲得來自莫斯科的支持。當共產主義在莫斯科消亡之時，世界範圍內的共產主義起義也便偃旗息鼓了。冷戰後期民主主義蒸蒸日上，1989年之後更是所向披靡，受此影響，80年代到90年代世界範圍內掀起了民主化運動的浪潮。因此，隨著兩個集權制度大國的崛起，世界範圍內的平衡又將有新的變化，這也是在情理之中的事。　　


集權制度在國際上並非孤家寡人。由於中國經濟近幾十年來的迅速增長，他們已經可以宣稱，開放的經濟制度與封閉的政治系統相結合這一發展制度值得很多國家效仿。這種發展模式一方面創造了經濟財富，一方面維護了社會穩定，同時也有效地避免了政治自由化，的確是集權制度成功的典範。而俄國的“國家民主制”對中亞那些集權政體也頗有吸引力。某些歐洲國家甚至擔心，“在內政、外交與國際秩序上，俄國在意識形態層面將有與歐盟分庭抗禮之勢”。上世紀80到90年代，集權制度一敗塗地，無論是左翼還是右翼的獨裁政權都在自由化的浪潮下節節敗退。而今天，隨著中俄兩國的成功經曆，集權制度的狀況也許會有所改善。


目前中俄或許對意識形態的推廣不那麼熱衷了，然而對那些在民主世界四面楚歌的獨裁政體來說他們卻是一個避風塘。90年代伊朗的神職人員對薩爾曼·魯西迪Salman Rushdie*下了追殺令，因此與歐洲的關系每況愈下，此時伊朗一位很有影響力的領袖阿克巴爾·哈什米·拉夫桑賈尼Akbar Hashemi Rafsanjani**指出，與像中國這樣的國家保持良好關系會容易很多。2005年，喬治·布什政府對指責烏克蘭的專制統治者對反對黨集會進行暴力鎮壓，作為回應，烏克蘭加入了上海合作組織，並逐漸拉近與莫斯科之間的外交關系。中國向亞洲與非洲的專制國家（例如緬甸和津巴布韋）提供了大量的援助，化解了“國際社會”對這些國家進行政治改革的壓力。事實上，所謂政治改革往往意味著政體的轉變。歐美各國對此抱怨不已，然而專制統治者肯定不願出於西方的壓力去跟其他的同行為難。就在不久之前，中國還采取極端的武力措施鎮壓學生運動，因此當西方國家因緬甸政府鎮壓學生運動而要將其鏟除時，中國肯定不會幫什麼忙；在要求非洲國家進行政治體制改革時，他們更不會提供什麼幫助，畢竟他們自己在政治改革上都不怎麼熱心。　　*：薩爾曼·魯西迪，印度魔幻現實主義作家。　　“1989年，魯西迪的《撒旦詩篇》（The Satanic Verses，或譯《魔鬼詩篇》）因為責罵伊斯蘭教的不公平，而遭伊朗精神領袖賽義德·魯霍拉·霍梅尼下達追殺令。追殺令由霍梅尼於1989年2月14日宣布，英國在與伊朗交涉失敗後，於3月7日宣布與伊朗斷決外交關系。1998年兩國恢複外交關系，作為複交的前提，以穆罕默德·哈塔米總統為首的伊朗政府宣布‘既不支持也不阻止對魯西迪的刺殺’。”　　——引自維基百科。　　**：1989-1997年間任伊朗總統。　　


中國政府也許會對緬甸統治者加以指責，也會要求蘇丹政府采取措施緩解其國內的沖突；莫斯科偶爾也會作態與伊朗保持一定距離。然而仰光、喀士穆（蘇丹首都）、平壤、德黑蘭的政治家都知道，在這個四面楚歌的國際社會中，他們所能找到的最佳保護人，在困境中甚至是唯一的支持者，便是中國與俄國。中國自己還在西藏對佛教進行鎮壓，還能指望他們對緬甸迫害佛教徒的行為有什麼嚴厲措施麼？在國際秩序方面，獨裁者之前的利益與觀點往往趨於一致。正如李鵬對拉夫桑賈尼曾說過的那樣，中國與伊朗有著共同的願望，希望能夠建立新的國際社會秩序，“一個國家采取的社會制度應由這個國家的人民來決定”。　　


事實上，競爭已經在全球範圍內展開。俄國前任外交部長謝爾蓋·拉夫羅夫Sergei Lavrov說，“多年以來，在不同的價值觀系統與發展模式之間，意識形態的市場上第一次有了真正的競爭環境”。“西方在全球化進程中已經失去了一家獨大的地位”，這對俄國來說實在是個好消息。今天的俄國人念念不忘的多極化世界不僅代表著權力的重新分配，同時也意味著不同的價值觀和意識形態之間的競爭，這將“為多極化國際秩序提供基礎”。　　


在民主世界看來，自柏林牆倒塌之後，這一競爭已經畫上了一個句號。時至今日再提出這種話題，對他們來說實在是令人驚訝。在民主陣營眼中，他們並不把民主與啟蒙的廣泛支持當做地域政治競爭的一部分，在他們看來這是普世價值，而非需要辯明的真理。正因如此，民主國家很少有意識地運用財富與權勢去推廣他們的價值觀與政治原則。　　


在民主主義陣營的國際機構和國際同盟中，他們要求成員對自由主義民主制度的原則保持絕對的忠誠。歐盟和北約在向新成員敞開大門，提供經濟和安全上的支持之前，會要求這些新成員首先在經濟和政治系統上進行開放改革。2007年底，當格魯吉亞政府宣布全國進入緊急狀態時，他們需要立即加入北約和歐盟。結果至今，格魯吉亞仍然搖擺於俄羅斯的集權制與歐洲的自由主義之間的真空地帶。到頭來如果民主陣營對格魯吉亞不理不睬，他們別無選擇，只能加入莫斯科一方。　　


這種競爭局面並非冷戰時代的回潮，而更像是十九世紀局面的再現。19世紀，俄國和奧地利的absolutist統治者們在大革命之前一直在扶植法國的獨裁政權，同時對德國、波蘭、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反叛行為施以鎮壓。美立堅合眾國的成立極大地鼓舞了匈牙利和德國的自由主義革命運動，當俄國出兵鎮壓波蘭的自由革命時美國表現得出離憤怒。今天的烏克蘭已經成西方支持下的力量與俄國的勢力角力的戰場，而且這種情況在將來還會再次發生。格魯吉亞也許會是另外一個。如果民主政府在烏克蘭和格魯吉亞遭到失敗，或者被強力鎮壓下去；如果這兩個國家在莫斯科的扶持下建立起集權制度，那麼歐洲將會是什麼樣子，世界將會是什麼樣子？這是很值得玩味的問題。同樣值得深思的還有，如果中國動用武力粉碎臺灣的民主政府，在臺灣建立起一個更為友善的獨裁政權，對東亞的局勢又會有什麼樣的影響？　　


民主政府與專制政府之間在全球範圍內的競爭將成為21世紀世界的最重要特征。各大國都開始選擇立場，明確表示自己屬於兩個陣營中的哪一側。印度在冷戰期間以中立自居，甚至有些偏向蘇聯，然而現在卻明確表示它是西方民主陣營中的一分子。日本近年來也逐漸成為民主陣營中的重要力量，他們與亞洲及世界範圍內的民主制政府有著更多共同的價值觀。日本與印度都是真心投靠民主陣營的，然而其中也有地緣政治上的算計。如果能夠與其他大國保持堅不可摧的團結，便可以在戰略上與集權制度下的中國抗衡。　　


在國際事務上並不存在絕對的對等。現今世界最重要的矛盾有二，一是大國之間的競爭，二是民主與專制制度的對立。然而在這兩種沖突中形成的國際關系卻不盡相同。民主化的印度在與專制體制的中國在地緣政治上的較量中，為了削減北京的戰略優勢，甚至不惜對緬甸的獨裁者提供支持。印度的外交家們喜歡在幾股大勢力之間借力打力，有時他們與俄國關系密切，有時則和中國打的火熱。希臘和塞浦路斯之所以與俄國保持密切關系，並不僅僅是因為他們在文化上同屬東正教一脈，更重要的是出於經濟上的利益。出於戰略與經濟上的緣故，美國長期以來一直與阿拉伯的獨裁政府結盟，同時也與巴基斯坦曆任軍閥建立同盟。和冷戰時期一樣，出於戰略與經濟上的考慮，意識形態上的對峙有時會得以削減。　　


然而當今的地緣國際關系中，要想預測一個國家的傾向，最好的晴雨表是它的政府形式，而非其“文化歸屬”或是地理位置。今天，亞洲的民主政府與歐洲的民主同行們結伴，以對抗亞洲的集權制政府。在中國的觀察家眼中，親美的民主國家形成的“V形帶”正在“從東北亞向中亞延伸”。去年，印度、美國、日本、澳大利亞和新加坡的海軍在孟加拉灣舉行了一次聯合軍事學習，中國與其他國家的觀察家將這稱為“民主軸心”。日本首相則表示“亞洲民主共榮圈”正在從日本向印度尼西亞和印度延伸。俄國政府曾公開“警告”北約與歐洲安全合作組織的行為使冷戰時期的集團政治複蘇。然而正是俄國人自己將上海合作組織稱為“反北約”的聯盟，甚至稱之為“華約第二”。去年上海合作組織會議時，參加會議的有五個集權制國家，包括中國，俄國，烏茲別克斯坦，哈薩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同時伊朗也參加了會議。去年東盟國家在討論緬甸問題時產生了嚴重分歧，菲律賓、印度尼西亞等民主國家在日本的支持下傾向於對緬甸采取制裁，而越南、柬埔寨、老撾等在中國影響下的集權制國家則竭力反對，一旦這種制裁成為成例，那麼將來某一天他們自己也會深受其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