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洛奇

羅伯特·卡根：曆史終結論的終結——21世紀與19世紀為何如此相似　I



I.　　

20世紀90年代前期，西方世界的樂觀主義思潮是不難理解的。社會主義帝國土崩瓦解，俄羅斯皈依民主制度，一切的一切似乎都預示著一個全球大一統時代的到來。冷戰中不共戴天的雙方突然有了很多共同的目標，包括經濟上和政治上的一體化。雖然1989年天安門廣場上發生了對不同政見的鎮壓，1993年之後俄羅斯政局中也浮現出種種不穩定的傾向，然而美國和歐洲的大多數人還是認為，中國與俄羅斯都將走上通往自由主義之路。在博裏斯·葉利欽的領導下，俄羅斯似乎接受了自由主義的政治經濟學模型，與西方的聯系也更為緊密了。中國政府在經濟方面做出了開放的承諾，西方世界認為，無論中國領導人是否願意，隨著經濟的開放，政治制度也會隨之放開。　


這種決定論是後冷戰時代西方思想的主要特征。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的進行，西方國家普遍認為，如果一個國家想要在國際社會的競爭中存活下來，走自由主義道路是唯一的選擇——首先是經濟上的，然後是政治上。隨著各國經濟的發展，國民人均收入的提高，不斷增長的中產階級會要求在立法和行政方面獲得更多的權力；而為了國家的繁榮發展，統治者也必須對這種要求予以准許。民主化資本主義是發展中國家走向成功的唯一模式，任何一個國家最終都會走上這條道路。在意識層面的戰爭中，自由主義大獲全勝。正如弗朗西斯·福山的著名論斷：“曆史已經終結，意識形態層面，自由主義民主制度再無敵手。”


在後冷戰時代的初期，這種經濟層面與意識形態層面的決定論衍生出兩大設想，西方國家對國際格局的政策與預期都由此產生。其一，曆史的發展是單向，人類的進步具有不容置疑的必然性。這一信念植根於啟蒙運動時代，在經曆了20世紀殘暴的戰爭中受到了動搖，隨著社會主義陣營的陷落又重獲新生。　　


然而，人們對大同世界的殷切希望最終被現實粉碎，我們進入了一個眾說紛紜的時代。從90年代中期開始，俄羅斯的民主化進程便消失在了搖籃中，取而代之的是一種可稱為“新沙皇主義”的政治制度，所有的重要事務都由最高領導人及其身邊的強勢內閣決定。弗拉基米爾·普京與他的代言人都口口聲聲不離“民主”二字，然而他們對這個詞的定義與中國人並沒有二致。對普京來說，民主並不意味通過競選活動來執行民眾的意願。俄羅斯的民主制度體現在政府與人民協商，聽取其意見，關注他們所需求所想要的東西，然後嘗試著將這些東西給予俄羅斯人。如伊萬·卡拉斯托夫所說，“克裏姆林宮的思考並非從‘公民權利’出發，他們考慮的是‘人民的需求’。”對俄羅斯人來說，選舉並不為他們提供選擇的機會，只是給他們權利通過普京所做出的決定，最近德米特裏·梅維捷夫被“選為”總統，擔任普京的繼任者，就是一個例子。司法系統只是他們用來對付政治上的反對派的工具。與普京意見相左的政治轉化已經從政黨系統中清除了出去。以普京為核心的權力機構控制了國內絕大多數的媒體，尤其是電視媒體。　　


至少到目前為止，絕大多數俄羅斯人對這種獨裁統治還算滿意。與共產黨的統治不同的是，只要公民不參與政治活動，普京的統治就不會過分侵犯他們的私人生活。與90年代俄羅斯那一團亂麻的民主政治相比，目前的政府至少還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當然這其中離不開石油與天然氣價格上漲的因素。普京竭力廢除俄羅斯冷戰後簽訂的種種喪權辱國的條約，重塑俄羅斯的偉大形象，他的這一努力在國內得到了普遍的好評。他的政治顧問認為，“通過為死去的蘇維埃聯盟報仇這一信念可以讓我們重新團結起來。”

　　
對普京來說，國內統治的牢固與否與恢複俄羅斯大國地位的成敗有著直接的關聯。政府牢固控制著國內事務，便可以在國際上采取強勢政策；國際上的勢力增強了，在國內的鐵腕統治也就有了合理性。此外，俄羅斯日益重要的國際影響力也可以保護普京的集權統治免受來自國際社會的壓力。在一系列國際問題中，西方國家政府往往會意識到，日益強大的俄羅斯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他們的日子好過與否，比如是否為伊朗提供能源供應。在這種情況下，他們肯定不願就俄羅斯的國內事務與其政府產生沖突。俄羅斯選舉的公正性也好，俄羅斯政治體制的開放程度也好，都不大會有人關心了。　


國家領導者如何處理國際和和國內極權統治的關系，就這一問題普京創造出了一套全新的理解方式。他將俄羅斯的政治制度稱為“國家式民主”，這個詞可謂凝煉簡潔，它一方面體現了俄羅斯重新獲得國際影響力的渴望，一方面又說明他們不願為西方的要求所束縛，同時還反應出俄國正在向“東方”國家的民主制度轉型。在普京看來，俄羅斯必須變得足夠強大有力才能夠維護和發展其自身利益；同時也只有如此才能夠抵抗國際社會要求其進行西方式政治改革的輿論壓力。俄羅斯不需要，更不想要西方的政治體制。上世紀90年代，俄羅斯在世界舞臺上的作用微乎其微，同時被迫打開國門，任由國外的商人和政府幹涉其內政。普京希望俄羅斯能夠在國際事務中對其他國家施加足夠的影響，同時能夠把那些自己不歡迎的外國勢力在國門之外。　


普京把中國視為榜樣，這也是在情理之中的事情。1989年蘇聯解體之後，俄羅斯失去了一切。無論是戈爾巴喬夫還是葉利欽，都在對西方卑躬屈膝地乞討“和平”，甚至主動要求西方幹涉俄羅斯的事務。而與此同時，中國領導人卻與西方大唱反調，安然度過了危機。中國政府采取強硬手段成功地平定了國內的局勢，對外則徹底封閉言路不理不睬，直到西方反對的聲音風平浪靜。兩個超級大國的不同命運著實發人深省。90年代末，俄羅斯已經處於任人宰割的地位，而中國的經濟力量、軍事力量和國際影響都在以空前的速度發展。　

　
中國也在從蘇聯的經驗中吸取教訓。天安門事件之後，西方民主國家都認為，為了發展現代化，中國必將繼續走自由化民主道路，然而中國共產黨卻開始加強在國內的強權管理。近年來，雖然西方不斷預測中國即將進行開放式的政治改革，中國集權化制度的地位卻越來越鞏固。中國的領導層不願進行改革，將即得的權力拱手讓出，這一態勢越來越明顯。西方觀察家認為，如果中國的經濟按現有的形勢繼續發展下去，會面臨層出不窮的國內問題，界時不論情願與否，中國的領導者都必須實行改革。然而目前看來，這一論斷並不正確。　　


當前大多數經濟學家都認為中國目前的高速發展仍可持續相當一段時間。敏感的觀察家們發現，在中國的政治制度下，處理國內發生的各種事端時，中國的領導者將執政能力與毫不留情的鐵腕手段進行了有效的結合。而對廣大國民來說，只要經濟持續增長，他們並不介意接受集權的政府管理。正如安德魯·J·納桑與布魯斯·吉列所指出的，目前的中國政府“不會屈從於國內不斷湧現的各種問題，更不會與經濟全球化所帶來的自由主義價值觀妥協，目的是要向外界證明，他們在中國的領導地位將持續相當的長一段時間，外國政府與中共打交道時要采取更明智的態度手段。”　　


事實證明，集權化的政體和不斷增長的國民財富是可以共存的。獨裁制也是會隨著社會的發展不斷學習和改進的。俄羅斯與中國的集權制度表明，一方面允許經濟的活動性，一方面在政治上實行高壓政策，是可以做到的。這兩個國家的政府很高興看到，人們都忙於賺錢，從不把鼻子伸到政治的攤子裏面去，尤其是這些人心知一旦伸進去，鼻子恐怕就難保了。不斷增長的財富也給了獨裁者更大的權力來控制信息的流通，比如壟斷電視臺的節目，還有嚴密控制互聯網的信息。在這一過程中，希望與他們進行生意往來的外國公司往往會起助紂為虐的作用。　　


長期而言，經濟的繁榮的確會帶來政治上的自由主義。然而“長期”到底要多長？如果這個轉變耗時過久，便無法在此預期下建立任何戰略關系和地緣政治關聯。就像一個老笑話裏講的那樣，德國從19世紀末開始走上經濟現代化的軌道，僅僅用了不到60年便建立起了完備的民主制度。唯一的問題是，這期間發生了什麼？世界在期待著改變，然而僅就目前而言，世界上已經有兩個大國政府宣稱采取集權政策，而且在可以預見的未來仍然將堅持自己的道路。這兩個國家均屬世界上最大的國家之列，總計擁有15億以上的人口，軍事力量分別排在第二位和第三位。　　


這兩個集權政府的力量與持久性無疑將對國際力量體系的形成產生深遠的影響。現今的世界不會像冷戰時期那樣在意識形態領域挑起爭端。但至少，新的時代不會是“普世價值”一統天下的時代。在新時代中，緊張局面會不斷增長，有時民主力量與集權力量之間會有所沖突。　　


經曆了冷戰的歲月，人們也許已經忘記了，自由主義與集權制度之間的戰爭由來已久。從啟蒙時代開始二者便彼此為敵。18世紀末19世紀初，這二者之間的鴻溝將美國與歐洲一分為二；19、20世紀交際之時，它又是歐洲與世界其他國家的分水嶺。現如今，自由主義與集權主義成了21世紀地緣政治中的主要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