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洛奇

中国“圈房运动”弱化执政党社会基础

［郑永年］　(2010-04-20)

　　房地产已经成为当今中国政府所面临的最大政策挑战。这是因为房地产在很大程度上聚集了经济、社会和政治方方面面的矛盾和问题。房地产是经济之痛，因为它已经绑架了中国的总体经济。房地产已经成为了中国经济高增长的最主要来源，是各级政府追求GDP的主要工具；但同时房地产也使得中国的经济泡沫越来越大，一旦破灭，必将对总体经济造成负面的影响。它是社会之痛，因为和其它商品不一样，房地产具有社会特殊性，是社会产品。当社会的大多数人的居住权不能实现或者被剥夺的时候，社会的稳定就会失去基础。

　　房地产更是政治之痛，因为它在中央和地方、政府和社会之间制造着各种矛盾。在上层，它既然绑架了中国经济，也就自然绑架了为中国经济负责的政府；在中层，房地产变成了地方政府的最重要的财源，使得地方政府变了质，迫使其演变成为掠夺型政府，而非服务型政府；在社会基层，它剥夺着中国老百姓高度认同的居住权，加速度地把中国社会泡沫化。

　　中国的房地产为什么在短短的时间内走到这个地步？主要还是中国变种的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说到底就是要把一切投入市场，把一切货币化。进入中国以后，新自由主义也起到了一些积极的作用。例如随着市场化的推进，企业界增加了竞争，尤其是中小企业之间。但新自由主义显然遇到了国有企业的强大抵抗。在强大的国家力量保护下，市场化对国有企业的影响非常小。尽管国有企业也引入了一些市场机制，但市场机制的作用仍然很微弱。

　　不过，新自由主义在社会领域则如鱼得水。首先是随着国有企业的改制，新自由主义进入了社会保障、医疗卫生领域。然后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攻克了教育领域。这几年则很快攻克了房地产领域。

新自由主义的祸害

　　在上述诸社会领域，并不是说原来的体制有多好。相反，原来的体制所能提供的服务水平非常低下，并且是由行政方法来实施的，因此既缺失公平，不可以持续，更无效率。在这些领域引入市场机制也是大势所趋。但关键在于，所有这些领域首先应当是社会政策，然后再利用市场机制来配置和分配服务，提高服务的质量和有效性。一旦当这些领域被视为是经济领域，成为经济增长的来源时，社会政策就无从谈起。直到今天，中国还没有明确的社会政策；相反，所有社会领域呈现出被经济政策所主导的趋势。

　　这种趋势对中国社会的打击和破坏是致命的。无论构成社会的基本单元是个人还是家庭，任何一个社会的生存和发展都需要一系列硬件和软件基础设施。住房可以说一个社会的硬件基础结构。可以说，在包括社会保障、医疗、教育等所有社会领域，对社会全体来说，没有像比住房更为重要的基础设施了。房地产要解决的是居民住房权问题，所以其和一般的经济商品不一样。当一些社会群体每人拥有三、四套甚至更多的住房，而另外一些群体的住房权得不到实现的时候，这个社会就没有稳定的基础。就是说，后一群体的住房权被前一群体所剥夺，而前一群体所拥有的住房，已经大大超越了住房权的概念，而是把本来应当属于他人的权利，用来获取和投机更大的利益。他们能够投资、投机房产，或许是因为他们本身正当的财力，或许是因为他们手中的权力，但结果都是一样的。实际上，随着社会财富分布的高度不均和官员权力的滥用，中国到处都在发生有钱有势者为主导的“圈房运动”。为什么85%的家庭买不起住房，但很多城市商品房的空置率达到了50%以上？这是“圈房运动”的产物，而不是经济学的供求规律所能解释的。

　　无论是利用手中的财力还是权力来投资、投机房地产，他们是理性计算的结果。因为房地产有利可图，他们自然拼命进入。但很显然，并非任何个人都可以随心所欲地投资、投机所有领域的。无论是房地产的“利润率”，还是投资、投机者的“准入权”，都是有关当局的政策导向的结果。就是说，投资和投机者之所以能够这样做，就是因为各级政府的政策失误，一是把房地产视为经济政策，而非社会政策；二是和开发商结盟，通过抬高价格来获取暴利。

　　一个社会一旦失去诸如像房地产那样的硬件，而像社会保障、医疗和教育那样的软件又不到位，社会的生存和发展就失去了基础。中产阶级是任何一个社会稳定的主柱，因此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很多政府都是下大力气来培养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没有这样一个阶级，国家的治理（无论是民主国家还是非民主国家）都难以为继。中国现在就面临这种情况。毋庸置疑，房地产已经成为弱化中产阶级、阻碍中产阶级成长的一个最重要因素。

年轻人看不到希望

　　房地产弱化着原来已经跻身为中产阶级的社会群体，因为不断高涨的房价，使得这个群体中的很大一部分成为“房奴”。房地产更是遏制着中产阶级的成长。中产阶级中间，除了少部分新生的企业主之外，大部分来自专业人才，也就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毕业生。不过，在中国，“八十后”和“九十后”已经注定要成为最无希望的一代，无论怎样的努力，都很难实现他们的住房权。对社会的影响会怎样？看看香港就可知道一个大概。香港受高等教育的人越来越多，但也有更多的年轻人找不到出路，他们既找不到体面的工作，找到工作之后也没有希望得到比较体面的住房，因此开始做毫无理由的抗争。反对建高铁就是一个例子。香港是个地产老板统治的地方。中国现在的情况不能改变，必然步香港的后尘。

　　在很多方面，这种情况也早就在中国大陆出现。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很快演变成为利益导向的社会，物质利益是年轻一代最看重的因素。但正是在物质利益领域，面临住房、就业和教育等困境，很多年轻人已经感觉到希望的渺茫。这对他们的心理冲击之大是可想而知的。跟随着全社会的物质主义的是普遍的不幸福感，是形式多样的反社会行为，如不信任任何人、毫无理由的仇恨，甚至是自杀。

　　任何执政党都需要社会基础。中国的各种政策如“小康社会”、“全面小康社会”和“和谐社会”，这些都是为了巩固执政党社会基础的政策导向。随着民营企业的发展和专业阶层的形成，政权开始向这些新群体开放。这个方向很正确，它有利于扩大执政党的社会基础，实现对国家的有效治理。可是，尽管市场经济体制为中产阶级的形成提供了条件，但却缺失保护已有中产阶级和扩大这个群体的政策机制。就住房来说，中国初生的中产阶级面临多重的挤压，既来自私营部门（房地产开发商），也来自地方政权和开发商的强大“圈房”联盟。近来，大型国有企业部门加入“圈地、圈房”运动，更是大大恶化了情况。

　　经过改制，中国政府的庞大国有企业很多变成了股份制企业，就是说它们必须向持股人负责。这似乎没有不对，但这却偏离了国有企业为国家总体利益服务的宗旨，变成了为私人服务的工具。国企并没有抽象的利益，所谓的国家利益，实际上是国家代理人的利益和持股人的利益。国有企业在“圈地”和“圈房”方面的行为，和私人投资者、投机者并没有什么两样，所不同的是，国有企业比私营部门更具有权力、更强大罢了，因为国有企业可以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以国家利益的名义追求私人利益。这和西方不同。西方政府本身没有企业，不会涉及到房地产利益。政府因此有条件来规制私营部门。又因为存在着民主制度，政府要面向社会的压力。政府因此有强大的动力来促使社会政策的确立，保护社会。

　　如果房地产是经济泡沫，还可以应付。但一旦形成大规模的社会泡沫，社会稳定甚至是政权的安全就会成为大问题。去除社会泡沫，越早越好。道理很简单，投资和投机房地产的人毕竟是少数，但等到大多数社会群体不能忍耐的时候，就为时已晚。一旦社会解体了，政治就失去了其应有的基础。“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从积极的角度来说，正因为房地产聚焦着中国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如果解决得好，就可以推进各方面的进步，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平稳增长、社会和谐和政治稳定。

　　中国房地产面临的困境，也说明了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要一起推进的道理。经济发展对执政党很重要，但并非所有类型的经济增长都对社会有利，对执政党有利。只有对社会有利的经济发展和增长，才会有利于执政党的长期执政。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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