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洛奇

日前的G20財金官員會議，討論了世界財經面臨的兩大難題：在宏觀上如何維持經濟復蘇，在微觀上如何推進金融體制改革。結果在兩方面都沒有明確結論，反映全球要統一行動並不可能，故各國只能自行處理有關事宜。各自為政便是國際上當前唯一的可行辦法和共識。

最近世界經濟復蘇前景似稍見好轉，國際機構提高了全球增長預測，但有兩大事項必須進行，一是退出刺激經濟政策，二是通過改革維持長久的金融穩定。對於退出問題，G20的基本論調是由各國按本身情況自理，因此只提出一些基本原則作為指引：即要兼顧財政穩健、價格穩定、金融穩定、創造就業和減少貧困等。這裡面便包含著矛盾：要照顧前三項便適宜早退，要照顧後二項便宜遲退。故退出要恰當平衡維持穩定與增長的不同需要，而這只能隨機應變而行事。

相比下，各國在金融改革上的分歧更大。之前IMF提出了一些改革銀行體系建議，包括徵收兩種金融稅項：穩定費和活動稅。前者集資作為緊急拯救基金之用，目標是實行銀行系統自救而不必政府花錢；後者則由銀行利潤及高管薪酬抽取，以壯大上述基金及抑制過分投機。

對此G20中有兩派意見：英美法等金融重災區贊同，以免國家再為救急付錢，但加拿大、日本等則反對，認為金融體系較好時無必要由加稅來增加負擔。結果亦只能如退出政策一樣各行其事：美國表明會實行徵收稅項，加拿大等則自然不會跟從。

中國經濟強勁復蘇，且貨幣及樓市收緊正在進行，主要問題是外貿順差大跌，故財長謝旭人在會上提出要反保護主義，為中國爭取出口保障。他還提出發達國退出時要考慮對發展中國家的影響。這只是個外交高姿態：發達國已自顧不暇，且早退遲退會有不同的影響，令實行時難於抉擇。發達國早退會削減發展中國家的外需，遲退則易做成新一輪世界市場不穩定，且若遲退引致歐美發生主權信用及貨幣危機，其破壞力將非同小可。

世界金融改革對中國影響同樣重要，由此可帶來國際金融業的新形勢。中國對IMF新稅似未明確表態，只是由央行行長周小川提出要按各國情況，採取合適的救助成本分擔方案。他又要求加強國際金融監管，制訂合理有效的統一標準，並提出要從多方面加強監管，如完善會計準則及資本充足率要求，提高市場及產品透明度，和強化對衍生產品的監控等。無疑，IMF提議設新稅種可謂用心良苦，但會否見效或產生不良副作用（如道德危機等），則有待進一步探討。

最近世界金融改革有了新動力：美國總統奧巴馬基於國內政治考慮，正力推金融改革方案在國會通過，使能成為繼推過醫改方案後又一歷史性成就。美國方案牽涉面廣而具深度，足可帶來較根本的金融體制變化，其國際影響自不容忽視。

中國也應探討如何應對由此產生的挑戰與機遇：在新規管下中國金融發展的滯後劣勢大減，而參與制定國際新標準的機遇則大增。故中國應把握時機，參考歐美方案而及早推出符合國情的本國方案，同時還要防範海外改革可能帶來的影響或衝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