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倬雲獲頒政大名譽博士

【2010/06/14 聯合報】

許倬雲 桃李滿天下

【2010/06/14 聯合晚報】

許倬雲：兩岸不相殘 還可繼續走

政治大學昨天頒授名譽文學博士學位給中研院院士許倬雲，並聘他為講座教授，邀他主持「近代中國的形塑」集體研究計畫。對於中國的發展，許倬雲表示，兩岸不應糟蹋時間、精力在互鬥上，只要不互相殘殺，還可以繼續走下去。

許倬雲是國內知名歷史學家，政大昨天還提前為他慶祝八十大壽。他致詞說，政治分合是常態，不需在乎，他更重視的是文化系統，「沒有一個國家有永遠的疆土，但華夏文化系統就可以超越國家。」他說，古印度帝國、拜占庭帝國過去如此強大都無法維持至今，中國現在是「死裡復生」很不容易，兩岸「只要兄弟不互相殘殺，我們還可以繼續走下去」。

許倬雲說，明年就是中華民國建國百年，他心中是「悲欣交集」，由於少年時期歷經中日抗戰、國共內戰，憶起過往逃難的顛沛流離，他不禁紅了眼眶說，「這是百年的辛苦」。他說，現在的年輕人都很快樂，沒吃過真正的苦，但應瞭解其實日子不是永遠安逸的。

他表示，歐美現今學術科技掛帥，對於人文價值思考弱化，美國更只有五分之一的學生讀文史哲。他認為，台灣應多強化人文歷史領域研究，掌握歷史發言權，「外國年輕人不願做，我們可以做，未來發言權就在我們手上。」

對於受邀主持「近代中國的形塑」研究計畫，許倬雲認為，現在是重新思考現代中國、聚焦國史論述的時機，正好可透過研究反省過去、展望未來。「我們應該瞭解自己是一直在跟隨別人，還是走自己的路。」

他指出，這是國內人文領域首次跨校際、跨科際的集體研究，將組成七個研究團隊，針對中國近代歷史、觀念、宗教、文學、民族融合、日常生活、國際關係等七大面向進行研究，將有近百名學者參與。

【2010/06/15 聯合報】

文史哲不受重視 許倬雲感慨

中研院院士許倬雲今天獲頒政治大學名譽文學博士時表示，社會普遍不重視歷史人文解釋工作時，政大願意扛起責任，並組織團隊從事大型計畫，他願意奉獻自己所有、盡力參與。

另外，對於兩岸問題，許倬雲受訪時表示，只要兄弟不互相殘殺，還可以繼續走下去；他在乎的不是兩岸政治分隔，因為沒有一個國家的疆土永遠不變，最重要的是文化系統，華夏文化系統可以超越國家。

政大為表彰許倬雲長期致力學術，並身體力行文以載道、社會教化，頒授名譽文學博士學位，同時聘為講座教授，協助主持「現代中國的形塑」研究計畫。

許倬雲表示，今年美國各大學文史哲領域招生情況不佳，只招收到1/5學生，現象令人擔憂。在社會普遍不重視歷史人文解釋工作時候，政大願意扛起責任，並組織團隊從事大型計畫，滿足他多年心願，他願意奉獻自己所有、盡力參與。

政大表示，許倬雲一生致力教學研究，繳出傲人的成績，獲得國際學界重視；尤其是提倡社會經濟史研究，開創台灣史學研究的新領域。

許倬雲專精周秦漢三代歷史，博通中華文化，也擅長應用社會科學理論和方法治史。學術上提倡入世淑世，認為學術成果應向社會傳播，尤其文字應淺白易懂，服膺唐宋史家「文以載道」、「文以明道」的心法和書寫體例，重視文章對社會教化的作用，先後著作50多本、論文100多篇。

許倬雲：把握人類歷史發言權！

 【台灣醒報記者余至浩報導】今（14）天是80高齡的中研院院士許倬雲值得祝賀的一天，由政治大學校長吳思華，頒授其名譽文學博士學位，表彰他致力提倡社會經濟史研究，對於社會史研究風氣諸多貢獻。許倬雲接受訪問時表示，台灣只要能夠在未來人類文明歷史的解釋和闡述上比其它國家早一步，將來「發言權就在我們手上」。
 
伴隨著小提琴三重奏所彈奏出來的優美旋律，頒獎儀式正式開始，在政治大學文學院院長周惠民宣讀推薦詞後，坐著輪椅的許倬雲在眾人的摻扶下，緩慢走到講台中央，接受政治大學校長吳思華頒授其名譽文學博士學位，現場除了政大教職員和中研院同事外，許倬雲的家屬也特地到場觀禮，並獻上花束，場面隆重莊嚴。
 
許倬雲留學返國後，任教於台大，同時兼任中央研究院研究工作，致力提倡社會經濟史研究，開創了台灣史學研究的新領域；即使往後他到了美國匹茲堡大學、杜克大學等校教書，依然經常返國提攜後進，因此他所教過的學生，可以說是桃李滿天下，其中不乏多位中研院院士。
 
此外，他也特別重視文章對社會教化的作用，因此他都以淺顯易讀的文字，來呈現史學研究的成果，即使身體不良於行，他還是親自力行，先後著作的專書五十餘種，論文一百多篇，都是「擲地有聲」的重要巨著，對國內學界的影響尤其深遠。
 
今年80高齡的許倬雲表示，最近，他看到美國高等教育報告，發現有意願要念文、史、哲的新生愈來愈少，令他非常擔憂；他說，當西方文明走向實用化，將人文價值探討和人文歷程敘述擺在一邊時，我們更應該擔負起這項工作，只要台灣能夠在未來人類文明歷史的解釋和闡述上早走一步，將來「發言權就在我們手上」。
政大校長吳思華表示，許倬雲對學術的專注追求，可以為政大人樹立典範。他表示，未來政大的一個跨國集體研究「現代中國的形塑」，將由許倬雲來主持，他也期望，透過他的帶領，不僅為他自己走過的歲月作一註腳，也為政大的學術發展寫下新頁。
許倬雲，生於1930年，原籍江蘇，因為受曾參與辛亥革命父親的影響，他從小就對歷史特別感興趣。在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畢業後，他遠赴到美國芝加哥大學攻讀博士，並於1962年獲人文學科博士學位。

旁观者的自由介入 ——读《许倬云谈话录》

　《许倬云谈话录》是一本堪与何兆武先生的口述史《上学记》媲美的“枕边读物”，文字清新自然，而睿识洞见，俯拾皆是。历史学家许先生在谈话中说，他因为身体之特殊情态，而只能做一名生活的旁观者，而历史研究者正可谓旁观者的角色，这只是许先生生命世界之一部，通观这册谈话录，可以发现，许先生绝不是一个生活的旁观者，反而是一个公共生活的积极介入者，这既包括对学术性公共生活的参与和推动，比如对于高等研究院之创设的推动，对成立蒋经国基金会的参与等，也包括对政治性公共生活的自觉投入。

　　这种介入，与许先生对于学者之社会定位的理解有莫大关系。他在批评今日美国的知识界时指出，“现在美国没有知识分子，只有专家。本来享受了比别人更多的优待，就有责任付出更多，可是这批人没有自觉的责任感，也没有自觉的意识。没有知识分子就没有批判，批判与创造是两条腿，有一批人创造，有一批人批判。没有批判，这个社会就静止了。所以，知识分子要有自觉。不自觉，他就以专门的学问去换功名利禄。”而在许先生看来，知识分子的社会批判绝不仅仅意味着公共舆论之参与，同时也意味着社会运动之介入以及公民生活之推动。许先生在芝加哥大学求学时期的政治实践，更是强化了其对于知识人之社会角色的认同。据他所述，当时的芝加哥（上世纪50年代末期）是自由教会的温床，时时刻刻有一批年轻的理想牧师，从本来的教会里背叛出来，要自由，要民主，要个人。行动不便的许先生开一个小电车，与神学院学生一起去火车站接南方黑人，告诉黑人他的权利在哪里。选举的时候，他跟当地学生一起去监督投票的情况，到黑人社区解释他们的权利。而与他的留学生活形成对照的是哈佛大学等名校的华裔学生，因为共同的文化、语言、种族而聚集在一起，很少与其他种族互动，常驻在燕京学社的图书馆，成为纯粹的学人。许先生觉得这种学生生活不免乏味。从许先生一生卓然有成的学术成就来看，学者对于政治的关切与介入，并不必然意味着会构成对于学术生命的窒碍，反而有时候会给予学者以充沛昂然之生命精神，这种生命精神恰恰是学术创造者所必不可少的要素。

许先生少时亲历了战乱时期的中国，尤其是亲眼目睹了日本军队在中国的残虐行径，他自然生发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并且与其青少年时期的同学一样有着左倾倾向。他在回答访问者李怀宇关于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的问题时说：“我们这一代在战争中长大，看见过日本人打中国人种种的事情，我们看见过战争里产生许多的灾害，许多的悲剧，惊心动魄，刻骨铭心。”因而都会或多或少有一份民族主义情怀。但随着许先生生活阅历的增加，以及知识见识的拓宽，尤其是因为他所从事的恰恰是一种世界史范围内的比较文化研究，他逐渐意识到民族主义情绪虽自然，却必须控制在一定程度之内，否则便可能导致一叶障目的盲视和短视。比如他所叙述的与宗教社会学家杨庆堃的故事就说明了这一点。杨认为新中国的建设非常好，许不赞同，与其辩论了四个小时，本来亲密的友情大受伤害。后来的社会震荡使杨的心灵受到打击，他整个人垮下来了，健康状况直线下降，精神也受到伤害，他最后对许先生说：“倬云，你是对的。”许先生纵览、思索二十世纪以国家名义而炮制的种种罪恶，而形成了其核心的价值观：“我到五十岁才拿自己的爱国思想摆在一边，我觉得不能盲目地爱国，我发愿关怀全世界的人类跟个别人的尊严。只有人类社会全体和个别的个人，具有真实的存在意义，国和族，及各种共同体，都是经常变动的，不是真实的存在。到五十岁我才理解，我在抗战期间被日本人打出来的爱国思想，固然是不容怀疑的情绪，但是到五十岁以后，我理解到人间多少罪恶是以国家之名在进行。”这段话，平实真诚，有着历史学家的良知与体温，让我突然就想起了海子的诗歌里所写道的一句话：“陌生人，我也为你祝福，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看来，在最高的层面上，历史学家与诗人都是人类主义者（并非人类中心主义）和普世价值的坚守者，横竖是水，可以相通，他们都是能够让我们穿透意识形态的重重迷雾，而窥知历史与人性真相、进而呵护生命之尊严与自由的人。

　　《许倬云谈话录》的价值绝不仅仅在于上述挂一漏万的思想层面，在我看来，这本率性而谈的口述史，也是一本难得的史料书，教育史、社会史、学术史、海外华人史等都可以从中采择到珍贵的史料。比如许先生所详细描述的民国时期无锡辅仁中学的学制、课程和教师状况，提供了非常翔实的民国时期教会学校史资料。而其描述的无锡社会网络，包括文会、茶馆、公园等当地士绅交往的公共空间，以及无锡商会组织之状况，都是难得的民国江南社会史之“实录”。许先生对于台湾学术界、美国华裔学术界非常熟悉，他所提及、臧否的学者涵盖面非常之广，而且评论大体上客观公允，对于我们了解两地的学术脉络与学人群体亦有极大之帮助。

　　学人本色的许先生最核心的关切还是在学术之上，尤其是学术界的整体生态和学术环境等议题。他对于内地学术界和政府的建议实在是有如晨钟暮鼓一样发人深省：“今天学术界非常显著地崇洋媚外，也非常显著地抱残守缺，这两者是相配而行的。抱残守缺又不能见全貌，所以崇洋媚外，取外面东西来填补，没有自发的精神，有聪明才智但是不敢放，不敢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来解决自己的精神困扰和饥渴，这是值得担忧的事情。所以，假如改革开放真有大义而为的政府，一定要在这个时候放松人的思想，一定要放松资源鼓动民间的财富，也释放若干的资源，鼓励在学术界、文化界做寻找价值、重建价值的工作。”许先生言辞虽严厉，而正可见其对于内地学界期待之深，这种期许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导致其对于台湾学术界的“偏见”。他在访谈中居然会认为：“坦白讲，台湾今天的学术环境比大陆还坏，因为台湾除了常见的官僚主义之外，还受累于‘校园民主’。每一个人都独立自主，都一个人都有否决权，校园民主使得集体合作变得非常困难。”这让对于台湾学术界“高山仰止”的我辈大跌眼镜，我们所念兹在兹的校园民主，居然成为了学术的障碍，即此可见，许先生对于内地的一些集体攻关的重大课题的真相还相当之隔膜。瑕不掩瑜，整体而言，许先生对于学术界的批评是值得学者共同反思的。

　　读此书，一个最大的感慨是，生不逢时的许先生，又遭遇先天的身体残缺，却时时抱持着苟日新，又日新的儒家精神，勇武精进，毫不松懈，且一生都乐观豁达，从无怨天尤人之语，反而时时持感恩之心，这种心态和精神，更是不可轻忽值得细味的学人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