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遮蔽的傳統 中國地下文學源起與流變
貝嶺（中國流亡作家）
http://news.chinatimes.com/2007Cti/2007Cti-News/2007Cti-News-Content/0,4521,110513+112010012400256,00.html
嚴格地講，一九六○年代逐漸出現的中國地下文學主要指地下詩歌，包括地下的詩作、詩歌出版物及不定期舉辦地下詩人聚會及朗誦會。詩人，曾擔當地下文學歷史中的主要角色。
中國地下文學的發端應該是在1960年代初，但幾乎已難以找到可供考證的作品文獻，只留下了當事人──那些青年詩人及作家對悲慘遭遇的回憶。從年齡上，現已定居紐約的貴州詩人黃翔，是最早也是最年長的地下詩人，他留下來的作品，其中一首詩的兩句構成了對那恐怖時代象徵般的見證：「即使我只僅僅剩下一根骨頭/我也要骾住一個可憎時代的咽喉。」
1960年代，北京有兩個重要的地下文學團體，一是以當時北京大學哲學系學生郭世英（郭沫若之子）為核心的「X社」（1962－1963年），二是地下文學沙龍團體「太陽縱隊」（1963－1966年），它的主要組織者為當時的中央美術學院學生張郎郎（左翼畫家張仃之子）。但是，兩個文學團體的組織者和參與者為此付出了悲慘的代價：1968年4月26日，在三天三夜的輪番批鬥後，郭世英於北京農業大學校園被兩手反綁，從三樓的窗口中「飛」了出來，肝腦塗地，當場死亡，時年26歲。而「太陽縱隊」主事者張郎郎、周七月則以「裡通外國」罪及「反革命」罪，判處死刑緩期，各坐了十年監獄。
1966年始的文化大革命初期，由於許多文學青年祕密地閱讀流散到民間的禁書，特別是譯成中文的西方文學和哲學、歷史書籍，形成了地下文學的第一個高潮。在四川成都地區，1960年代文革初期也產生了一個重要的地下文學團體「野草詩社」，其中的詩人有鄧懇、蔡楚、杜九森、陳墨、馮里、樂加等。他們相識於文革時期成都的地下書市，他們的作品也流傳於當時的四川地區。在北京的文革歲月中，最著名的地下詩人是20歲的中學畢業生郭路生（食指），他寫於1968年12月20日的詩篇〈這是四點零八分的北京〉和另一首詩〈相信未來〉曾在成千上萬前往邊疆落戶的「知識青年」們中傳誦一時。而在上海，有另一些地下文學沙龍的活動，如現於香港科技大學任教的陳建華博士，曾在1966年至1968年期間寫了大約34首象徵主義風格的詩作。在文化大革命的初期和中期，住在中國江南小城的劇作家、小說家高行健為了生存曾焚燒掉他早期秘密寫作的全部作品，甚至包括日記。政治恐怖對作家和文學的影響，由此可見。
文革中的地下文學
1970年代初，地下寫作及地下詩歌的興起以北京、上海、成都等許多地方的地下文藝沙龍和傳閱禁書作為它的精神溫床，「左翼」地下詩人依群（齊雲）在1970年前後寫下了以紀念法國巴黎公社起義一百週年為主題的數首政治抒情長詩。而集聚在河北省白洋淀地區的一批下鄉知識青年中，三位青年詩人寫下了各自重要的作品，根子（岳重）從1970年到1973年間，寫出了〈三月與末日〉、〈深淵上的橋〉等八首長詩，芒克（姜世偉）則寫出了詩集《綠色中的綠》，代表作為組詩〈天空〉和〈十月的獻詩〉，多多（栗世征）則寫下了帶有叛逆及時代見證色彩的詩作，代表作為〈教誨──頹廢的紀念〉和〈同居〉。同時期，在北京的青年詩人方含（孫康）、北島（趙振開）、江河（于友澤）、嚴力等開始了文學創作。
在地下流傳的情色小說〈曼娜回憶錄〉、有政治禁忌內容的小說〈第二次握手〉、金觀濤和劉青峰夫婦以思想性書信體為形式的中篇小說〈公開的情書〉，都是文化大革命時期地下文學的代表性作品。
這類的地下文學作品，主要是詩，在1960年代末和1970年代都是以手抄本的形式在青年學生及下鄉落戶的青年知識分子中傳閱並廣為流傳，這是文化大革命（1966－1976年）中真正的文學現象和文學作品，它形成地下文學歷史中最初的傳統，發展出了和謳歌共產主義與共產黨革命的現實主義文學、革命浪漫主義文學格格不入的表現形式，並為1978年始以北京西單民主牆為標誌的地下文學刊物的出現，做好了文學和作者的雙重準備。
1978年底，地下文學刊物《今天》文學雙月刊在北京創刊，這是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第一次出現非官方出版並發行的文學刊物。1980年底，北京市公安局通令《今天》停刊，在整整兩年的時間裡，共出版了九期刊物和三期「文學資料」，每期約印刷一千冊。作為地下文學在北方中國最重要的呈現：它出版了一批地下詩人和作家的作品，包括詩人芒克的詩集《心事》、北島的詩集《陌生的海洋》、江河的詩集《從這裡開始》、北島的小說集《波動》，發表了詩人白魔（多多）、顧城、舒婷、楊煉、嚴力、食指、白夜、小青、方含等人的詩作，萬之（陳邁平）、王力雄、甘鐵生、史鐵生（金水）、石濤等人的短篇小說。
1980年代 地下詩歌的高潮期
1980年至1985年，地下文學經過了五年左右的潛沉期和文化控制的嚴酷期後，從1985年前後開始，地下詩歌以全國性運作的方式前所未有地呈幅射狀再生，構成了圍繞北京地區、四川地區和上海地區的三大地下文學重鎮，並形成了地下詩歌的又一高潮，這一時期重要的地下詩人和地下刊物編輯有：北京地區的多多、芒克、黑大春、貝嶺、馬高明、雪迪等，地下詩和編輯老木於1985年編輯出版了地下詩的完整收集本《新詩潮詩集》上、下冊。在上海地區重要的詩人有孟浪、陳東東、陸憶敏、王寅、默默、劉漫流、韓東（南京）、呂德安（福建）等，他們創辦了數本地下詩歌刊物，如《海上》（1985－1990年，共出版四期）、《大陸》（1985－1988年，共出版13期）、《他們》（1985－1997年，共出版九期）等。在四川地區的重要詩人有柏樺、黃翔（貴州）、翟永明、廖亦武、楊黎、周倫佑、藍馬、歐陽江河、萬夏、胡冬、唐亞平（貴州）等，他們出版有《非非》（1986年）、《中國當代實驗詩歌》（1987年）《漢詩20世紀編年史》（1987年）等刊物及集刊。
在1980年代後期，有兩份重要的詩歌刊物在北京創刊，由美學趣味相近的青年詩人陳東東、張真、老木、西川、貝嶺創辦的《傾向》詩刊（1988年）。由北京詩人芒克、楊煉、多多及詩評專家唐曉渡等組成的「倖存者」詩人俱樂部創辦的詩刊《倖存者》（1988年）。這些地下刊物一般只能出版二至三期，隨即便會被當地的公安局以「非法刊物」勒令停刊。
1980年代的地下文學主要是以詩歌為標誌，以地下詩歌刊物為表現形式。1989年6月，全國性的學生及市民要求民主的抗議運動被政府及軍隊鎮壓，地下文學活動及地下詩歌刊物，短時間內幾乎全部消失了。許多地下詩人及文學刊物的創辦人相繼逃離中國或因此選擇滯留國外。老木逃往法國；江河、貝嶺滯留美國；多多於1989年6月4日飛往英國；楊煉、顧城滯留紐西蘭；北島滯留歐州，這些詩人和已在法國的劇作家、小說家高行健及其他「六四」前後出國或逃亡歐美的作家蘇曉康、鄭義、蘇煒、張郎郎、雪迪、孟浪、老鬼、哈金、萬之、宋琳、張亮、張棗、虹影、劉再復、胡冬、馬建、嚴歌苓、嚴力、阿城等人，成為海外中國文學的重要存在。
從1990年始，地下文學活動及地下文學刊物再度出現，並形成更為專業化及更具流派特色的地下出版活動。在更多的地區，而不僅僅是成都、上海、北京三大文化中心，從1990年至2000年這十年中，先後已有逾一百種不同的地下文學刊物、集刊及書籍不定期出版。而且不僅限於詩歌刊物，還包括小說刊物、攝影專輯、現代音樂刊物、藝術刊物等刊物，在文學領域，這些地下文學刊物及地下作家和在國家的文學刊物與官方的出版社上發表作品的作家形成兩個文學世界。一些重要的地下文學刊物影響了許多的地下作家，由30多位中國各地的詩人共同擔任編委的地下詩刊《現代漢詩》，在芒克、唐曉渡、孟浪、默默主持下，於1991年春在北京創刊，前後共出版了九期。《現代漢詩》曾頒發獨立的詩歌獎「現代漢詩獎」，獲獎人為孟浪（1992年）和西川（1994年），這份刊物每期印刷250冊，在全國各地的地下詩人中流傳，後來由於孟浪、默默在上海被警方收押，於1990年停刊。
1997年4月，由四川詩人廖亦武和蔣浩等人創辦了極富人文色彩的文學刊物《知識分子》，刊發小說、詩歌及思想性論文，有相當篇幅的譯文則全部轉載自海外出版的《傾向》文學人文雜誌上的譯文，重點發表了捷克異議知識份子、作家哈維爾(Vaclav Havel)的文章，納粹反猶大屠殺的倖存者、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埃利．維瑟爾（Elie Wiesel）的散文等。此刊物只在1997年和1998年各出版一期，每期約印刷200本，隨後便被四川省公安局禁止出版了。
中國的現代詩歷史幾乎就是一部地下詩歌發展史。而在小說等文學領域，地下文學則相對較為薄弱，中國的小說家大都是以加入官方作協、在官方文學刊物上發表作品、尋求官方出版社出版小說來呈現其水準和成就。在這裡，幾乎是唯一的特例，小說家康赫，他的長篇小說《斯巴達，一個南方生活的樣版》，帶有詹姆斯．喬依斯長篇小說《尤利西斯》式的恢弘，甚至艱澀，在文體上創新，並呈現了個人風格，它向世人展現了粗俗的資本主義商業性變化中，中國南方沉淪扭曲的現實畫面。
1990年代後期，由於中國社會的急遽商業化，許多地下詩人進入經商領域，同時，官方出版社面對市場化的壓力，為了賺錢而出售國際書號（ISBN），使地下文學開始了地上化的勢頭，許多原來無法出版或只能地下出版的詩集、回憶錄、文選，通過買書號出版，再由書商出版，經二渠道書店的發行，這些由地下詩人或作家編輯，在官方出版社購買書號自費出版形式的書籍基本上延續了以往地下文學出版物的內容，這種地下文學地上化的現象，有別於前蘇聯及東歐地下文學的歷史，是目前中國特殊出版審查制度下新形式的文學形態。
地下文學的地上化出版構成一種全新的文學景觀，進入21世紀以來，隨著中國官方國營出版體制的商業化，隨著網路文學與網上文學刊物的興起，地下文學出版和官方國營出版體制內的主流文學出版彼此已互為滲透，呈現出已然不同於傳統專制社會的新形態。可以想見地下文學的內在精神、獨立的價值判斷和自身的美學將持續面對專制下主流中國文學的擠壓和商業社會的雙重挑戰，它的未來將在不斷地變化中。但是，地下文學和隨之興起的流亡文學，已成為20世紀中國文學中一個不可漠視的存在。
（本文節錄自《作為見證的文學》，自由文化出版社出版）
貝嶺（中國流亡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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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格地講，一九六○年代逐漸出現的中國地下文學主要指地下詩歌，包括地下的詩作、詩歌出版物及不定期舉辦地下詩人聚會及朗誦會。詩人，曾擔當地下文學歷史中的主要角色。
中國地下文學的發端應該是在1960年代初，但幾乎已難以找到可供考證的作品文獻，只留下了當事人──那些青年詩人及作家對悲慘遭遇的回憶。從年齡上，現已定居紐約的貴州詩人黃翔，是最早也是最年長的地下詩人，他留下來的作品，其中一首詩的兩句構成了對那恐怖時代象徵般的見證：「即使我只僅僅剩下一根骨頭/我也要骾住一個可憎時代的咽喉。」
1960年代，北京有兩個重要的地下文學團體，一是以當時北京大學哲學系學生郭世英（郭沫若之子）為核心的「X社」（1962－1963年），二是地下文學沙龍團體「太陽縱隊」（1963－1966年），它的主要組織者為當時的中央美術學院學生張郎郎（左翼畫家張仃之子）。但是，兩個文學團體的組織者和參與者為此付出了悲慘的代價：1968年4月26日，在三天三夜的輪番批鬥後，郭世英於北京農業大學校園被兩手反綁，從三樓的窗口中「飛」了出來，肝腦塗地，當場死亡，時年26歲。而「太陽縱隊」主事者張郎郎、周七月則以「裡通外國」罪及「反革命」罪，判處死刑緩期，各坐了十年監獄。
1966年始的文化大革命初期，由於許多文學青年祕密地閱讀流散到民間的禁書，特別是譯成中文的西方文學和哲學、歷史書籍，形成了地下文學的第一個高潮。在四川成都地區，1960年代文革初期也產生了一個重要的地下文學團體「野草詩社」，其中的詩人有鄧懇、蔡楚、杜九森、陳墨、馮里、樂加等。他們相識於文革時期成都的地下書市，他們的作品也流傳於當時的四川地區。在北京的文革歲月中，最著名的地下詩人是20歲的中學畢業生郭路生（食指），他寫於1968年12月20日的詩篇〈這是四點零八分的北京〉和另一首詩〈相信未來〉曾在成千上萬前往邊疆落戶的「知識青年」們中傳誦一時。而在上海，有另一些地下文學沙龍的活動，如現於香港科技大學任教的陳建華博士，曾在1966年至1968年期間寫了大約34首象徵主義風格的詩作。在文化大革命的初期和中期，住在中國江南小城的劇作家、小說家高行健為了生存曾焚燒掉他早期秘密寫作的全部作品，甚至包括日記。政治恐怖對作家和文學的影響，由此可見。
文革中的地下文學
1970年代初，地下寫作及地下詩歌的興起以北京、上海、成都等許多地方的地下文藝沙龍和傳閱禁書作為它的精神溫床，「左翼」地下詩人依群（齊雲）在1970年前後寫下了以紀念法國巴黎公社起義一百週年為主題的數首政治抒情長詩。而集聚在河北省白洋淀地區的一批下鄉知識青年中，三位青年詩人寫下了各自重要的作品，根子（岳重）從1970年到1973年間，寫出了〈三月與末日〉、〈深淵上的橋〉等八首長詩，芒克（姜世偉）則寫出了詩集《綠色中的綠》，代表作為組詩〈天空〉和〈十月的獻詩〉，多多（栗世征）則寫下了帶有叛逆及時代見證色彩的詩作，代表作為〈教誨──頹廢的紀念〉和〈同居〉。同時期，在北京的青年詩人方含（孫康）、北島（趙振開）、江河（于友澤）、嚴力等開始了文學創作。
在地下流傳的情色小說〈曼娜回憶錄〉、有政治禁忌內容的小說〈第二次握手〉、金觀濤和劉青峰夫婦以思想性書信體為形式的中篇小說〈公開的情書〉，都是文化大革命時期地下文學的代表性作品。
這類的地下文學作品，主要是詩，在1960年代末和1970年代都是以手抄本的形式在青年學生及下鄉落戶的青年知識分子中傳閱並廣為流傳，這是文化大革命（1966－1976年）中真正的文學現象和文學作品，它形成地下文學歷史中最初的傳統，發展出了和謳歌共產主義與共產黨革命的現實主義文學、革命浪漫主義文學格格不入的表現形式，並為1978年始以北京西單民主牆為標誌的地下文學刊物的出現，做好了文學和作者的雙重準備。
1978年底，地下文學刊物《今天》文學雙月刊在北京創刊，這是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第一次出現非官方出版並發行的文學刊物。1980年底，北京市公安局通令《今天》停刊，在整整兩年的時間裡，共出版了九期刊物和三期「文學資料」，每期約印刷一千冊。作為地下文學在北方中國最重要的呈現：它出版了一批地下詩人和作家的作品，包括詩人芒克的詩集《心事》、北島的詩集《陌生的海洋》、江河的詩集《從這裡開始》、北島的小說集《波動》，發表了詩人白魔（多多）、顧城、舒婷、楊煉、嚴力、食指、白夜、小青、方含等人的詩作，萬之（陳邁平）、王力雄、甘鐵生、史鐵生（金水）、石濤等人的短篇小說。
1980年代 地下詩歌的高潮期
1980年至1985年，地下文學經過了五年左右的潛沉期和文化控制的嚴酷期後，從1985年前後開始，地下詩歌以全國性運作的方式前所未有地呈幅射狀再生，構成了圍繞北京地區、四川地區和上海地區的三大地下文學重鎮，並形成了地下詩歌的又一高潮，這一時期重要的地下詩人和地下刊物編輯有：北京地區的多多、芒克、黑大春、貝嶺、馬高明、雪迪等，地下詩和編輯老木於1985年編輯出版了地下詩的完整收集本《新詩潮詩集》上、下冊。在上海地區重要的詩人有孟浪、陳東東、陸憶敏、王寅、默默、劉漫流、韓東（南京）、呂德安（福建）等，他們創辦了數本地下詩歌刊物，如《海上》（1985－1990年，共出版四期）、《大陸》（1985－1988年，共出版13期）、《他們》（1985－1997年，共出版九期）等。在四川地區的重要詩人有柏樺、黃翔（貴州）、翟永明、廖亦武、楊黎、周倫佑、藍馬、歐陽江河、萬夏、胡冬、唐亞平（貴州）等，他們出版有《非非》（1986年）、《中國當代實驗詩歌》（1987年）《漢詩20世紀編年史》（1987年）等刊物及集刊。
在1980年代後期，有兩份重要的詩歌刊物在北京創刊，由美學趣味相近的青年詩人陳東東、張真、老木、西川、貝嶺創辦的《傾向》詩刊（1988年）。由北京詩人芒克、楊煉、多多及詩評專家唐曉渡等組成的「倖存者」詩人俱樂部創辦的詩刊《倖存者》（1988年）。這些地下刊物一般只能出版二至三期，隨即便會被當地的公安局以「非法刊物」勒令停刊。
1980年代的地下文學主要是以詩歌為標誌，以地下詩歌刊物為表現形式。1989年6月，全國性的學生及市民要求民主的抗議運動被政府及軍隊鎮壓，地下文學活動及地下詩歌刊物，短時間內幾乎全部消失了。許多地下詩人及文學刊物的創辦人相繼逃離中國或因此選擇滯留國外。老木逃往法國；江河、貝嶺滯留美國；多多於1989年6月4日飛往英國；楊煉、顧城滯留紐西蘭；北島滯留歐州，這些詩人和已在法國的劇作家、小說家高行健及其他「六四」前後出國或逃亡歐美的作家蘇曉康、鄭義、蘇煒、張郎郎、雪迪、孟浪、老鬼、哈金、萬之、宋琳、張亮、張棗、虹影、劉再復、胡冬、馬建、嚴歌苓、嚴力、阿城等人，成為海外中國文學的重要存在。
從1990年始，地下文學活動及地下文學刊物再度出現，並形成更為專業化及更具流派特色的地下出版活動。在更多的地區，而不僅僅是成都、上海、北京三大文化中心，從1990年至2000年這十年中，先後已有逾一百種不同的地下文學刊物、集刊及書籍不定期出版。而且不僅限於詩歌刊物，還包括小說刊物、攝影專輯、現代音樂刊物、藝術刊物等刊物，在文學領域，這些地下文學刊物及地下作家和在國家的文學刊物與官方的出版社上發表作品的作家形成兩個文學世界。一些重要的地下文學刊物影響了許多的地下作家，由30多位中國各地的詩人共同擔任編委的地下詩刊《現代漢詩》，在芒克、唐曉渡、孟浪、默默主持下，於1991年春在北京創刊，前後共出版了九期。《現代漢詩》曾頒發獨立的詩歌獎「現代漢詩獎」，獲獎人為孟浪（1992年）和西川（1994年），這份刊物每期印刷250冊，在全國各地的地下詩人中流傳，後來由於孟浪、默默在上海被警方收押，於1990年停刊。
1997年4月，由四川詩人廖亦武和蔣浩等人創辦了極富人文色彩的文學刊物《知識分子》，刊發小說、詩歌及思想性論文，有相當篇幅的譯文則全部轉載自海外出版的《傾向》文學人文雜誌上的譯文，重點發表了捷克異議知識份子、作家哈維爾(Vaclav Havel)的文章，納粹反猶大屠殺的倖存者、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埃利．維瑟爾（Elie Wiesel）的散文等。此刊物只在1997年和1998年各出版一期，每期約印刷200本，隨後便被四川省公安局禁止出版了。
中國的現代詩歷史幾乎就是一部地下詩歌發展史。而在小說等文學領域，地下文學則相對較為薄弱，中國的小說家大都是以加入官方作協、在官方文學刊物上發表作品、尋求官方出版社出版小說來呈現其水準和成就。在這裡，幾乎是唯一的特例，小說家康赫，他的長篇小說《斯巴達，一個南方生活的樣版》，帶有詹姆斯．喬依斯長篇小說《尤利西斯》式的恢弘，甚至艱澀，在文體上創新，並呈現了個人風格，它向世人展現了粗俗的資本主義商業性變化中，中國南方沉淪扭曲的現實畫面。
1990年代後期，由於中國社會的急遽商業化，許多地下詩人進入經商領域，同時，官方出版社面對市場化的壓力，為了賺錢而出售國際書號（ISBN），使地下文學開始了地上化的勢頭，許多原來無法出版或只能地下出版的詩集、回憶錄、文選，通過買書號出版，再由書商出版，經二渠道書店的發行，這些由地下詩人或作家編輯，在官方出版社購買書號自費出版形式的書籍基本上延續了以往地下文學出版物的內容，這種地下文學地上化的現象，有別於前蘇聯及東歐地下文學的歷史，是目前中國特殊出版審查制度下新形式的文學形態。
地下文學的地上化出版構成一種全新的文學景觀，進入21世紀以來，隨著中國官方國營出版體制的商業化，隨著網路文學與網上文學刊物的興起，地下文學出版和官方國營出版體制內的主流文學出版彼此已互為滲透，呈現出已然不同於傳統專制社會的新形態。可以想見地下文學的內在精神、獨立的價值判斷和自身的美學將持續面對專制下主流中國文學的擠壓和商業社會的雙重挑戰，它的未來將在不斷地變化中。但是，地下文學和隨之興起的流亡文學，已成為20世紀中國文學中一個不可漠視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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