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洛奇

2009年西方知識界回顧


海德格爾：舊問題與新爭論

　　海德格爾與納粹的關係是歐美學界反復爭論的一個問題。有人主張這種膚淺的“政治正確”問題根本不值一提。更多的學者傾向于將海德格爾的學術與政治區分開來：充分肯定他的哲學貢獻和影響，而對其親納粹的政治立場或作出批判清理或置之不顧。但這種“分離論”並沒能平息爭論。將一種具有內在倫理維度和政治涵義的哲學思想“與政治分離”究竟是什麼意思？根本理據何在？深究起來，“政治正確”的譏諷者未見得比其標榜者更有說服力。就海德格爾的具體個案而言，有論者（比如漢娜·阿倫特）似乎相信，投身納粹不過是海德格爾的偶然失誤，與他的哲學基本無關；而另有論者（比如海德格爾曾經的學生卡爾·洛維特）則主張，海德格爾對納粹國家社會主義的支持內在於他的思想理路。兩派之間的爭議與糾葛並沒有了結，也繼續成為一些學者的研究課題。

　　2009年11月，耶魯大學出版社推出一部英譯新著——《海德格爾：將納粹主義引入哲學》，被視作一枚“重磅炸彈”。作者是巴黎大學哲學副教授費耶（Emmanuel
Faye），他根據大量的檔案和文本材料（包括此前未曾公開的1933－1935年研討班講稿），並對文本和事件與歷史背景作出細緻的語境化分析，試圖表明海德格爾的納粹主義“遠比至今為人所知的情況惡劣得多”。海德格爾的所謂“政治失誤”完全不是那種書呆子式的天真或一時糊塗，而是動機明確的自覺擔當——自命為納粹主義的“精神嚮導”。與慣常的見解相反，海德格爾在1934年4月辭去弗萊堡大學校長一職之後，他的納粹主義傾向並未收斂而是更為激進，甚至在“二戰”之後仍未放棄。他的思想發展既從納粹主義中吸取靈感，又自覺地為其提供哲學基礎，主旨是高揚國家和民族（Volk）的絕對至上性，以“血與土地”的神聖名義要求個體的忠誠與犧牲，以尋求一個“新開端”，重返“德國民族的命運”。由此，費耶提出了相當極端的結論——納粹主義和種族主義的理念如此之深地交織在海德格爾理論的整體構造之中，以至於他的理論具有毀滅人道與倫理的可能，“不配再被稱作哲學”，他的著作應當從圖書館的“哲學類”編目轉到“納粹史”的類別。

　　這部著作的法文原版早在2005年出版時，曾在法國學術界引發熱烈爭議。而此次英譯本在正式面世之前就捲入了激烈論辯的漩渦。10月，《高教紀事》發表了賓夕法尼亞大學哲學教授、著名批評家羅曼諾（Carlin
Romano）對此書的介紹評論（題為《哈哎，海德格爾！》），以譏諷的文風抨擊海德格爾，激怒了許多海德格爾的擁戴者。《紐約時報》、《新共和》等報刊和網路也紛紛發表文章介入爭論。但所有這些公共討論或許都不及荷蘭哲學家菲力浦斯（Herman
Philipse）的分析來得細緻、中肯和具有洞見。他早在2008年對此書的法文版發表一篇書評，認為費耶的研究是獨特而卓越的，對海德格爾“將納粹主義引入哲學”的論證也是確鑿有力的。但由於費耶沒能真正成功地把握“納粹論題在海德格爾整個哲學中佔有多麼核心的位置”，因而做出了過於極端的結論。這遭到了法國海德格爾派的激烈攻擊，這種情緒化的爭吵反而令人遺憾地轉移了重點，錯失了作者原本提出的真正值得深思的問題。看來，英語世界中的這場爭論可能正在重蹈法國學界的覆轍。

　　保守主義的衰落與思想多樣性的危機

　　加州大學伯克利校區，這個昔日的激進文化運動重鎮，在2009年3月宣告成立一個“右翼運動比較研究中心”，多少有些出人意料。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馬克·里拉（Mark
Lilla）借題發揮，撰文呼籲“認真對待右翼”，引起多位學者的熱烈回應。

　　里拉警覺到當下美國學術界對保守派的排擠日益嚴重，為此深感憂慮。他指出，名牌大學的課程幾乎被左派所支配，從“身份政治”到“後殖民主義”等等不一而足，甚至細緻到討論男同性戀與女同性戀之間的差別，但以保守主義思想為主題的課程卻相當罕見。保守派的教師在校園處於少數，也相當孤立，而持保守立場的博士生如不掩藏自己的政治傾向就很難找到教職，以後也難以獲得終身職位（tenure）。這種自由派壓制學術自由的氛圍，正威脅著大學的思想多樣性。里拉強調，保守主義是嚴肅的思想流派和重要的政治傳統，而不是一種“病灶”（pathology）。“將二十世紀的美國保守主義簡約化為冷戰政治，這是方便宜人的左派伎倆。”主流的美國保守主義（也就是所謂“美國右派”）完全不同於海外的那些親法西斯主義的右翼分子。他認為，保守主義是獨特的看待人類生活的方式，認真對待並重新展開對保守主義思想的教學和研究，將有助於抵制反智主義，推動真正自由和開放的辯論和思考，這對左右兩派都有重要意義。

　　沃爾夫（Alan Wolfe）教授認為，排斥思想多樣性的傾向既存在于自由派和左派，也存在于少數保守派。當保守派把自己看作是被圍困的少數派，由此造成一種宗派性和受害感，很難形成多元化的政治。自由主義通過更多地介入與保守主義的討論會強化自己，但反過來也是如此。史密斯（Bruce
Smith）教授指出，美國大學所面臨的問題不僅是保守派的觀點受到壓制，而是缺乏任何嚴肅的政治討論。教授們不喜歡發生衝突，也認為這種辯論沒有多少學術意義。但他希望在課堂內外能認真地辯論有關政治理論和憲政秩序的經典問題。在其他的回應中，有學者認為，真正的分歧不是政治立場的左右之爭，而是發生在那些認真思考和寫作的人與那些對學術敷衍輕慢的人之間；還有論者指出，保守主義既嚮往那種有序而神聖的自由，又屈從于那種瓦解自由教育的資本主義激流，保守派的失敗在於無法在這兩者之間達成調和，這是嚴肅的保守主義研究需要充分重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