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洛奇

2009年西方知識界回顧 
 
東方日報  http://www.dfdaily.com/node2/node31/node2433/userobject1ai205903.shtml

柏林牆：二十年後的紀念與思考  

　　柏林牆是冷戰時代兩大陣營對壘的超級象徵物，它的“倒塌”是意志行動的結果，被銘記為一個革命性的時刻。二十年過去了，那個歷史時刻再度成為舉世矚目的中心。從2009年初開始，相關的紀念活動、學術研討會、書籍、文章以及影像作品紛至遝來。11月9日在柏林牆原址舉行了一場盛大的慶典。當一千塊巨型的“多米諾骨牌”相繼倒下，歡呼的聲浪掠過柏林的夜空。兩周以後，歐盟二十七國通過了《里斯本條約》。但是，“完整而自由的歐洲”只是故事的一部分。東歐的巨變既給人欣悅與希望，也讓人疑慮甚至幻滅。因此，比各種慶典更值得關注的是“二十年之後的思考”。

　　牛津大學歐洲史家阿什（Timothy Garton Ash）以研究“蘇東巨變”而蜚聲學界。他在今年發表多篇文章，分析評論最新的相關研究，提出自己的批評見解。1989年巨變的一個重要特徵是其突發性，當時幾乎無人預料，但事後卻有不少“後知之明”的判斷，認為這是註定要發生的革命。阿什反對這種決定論式的解釋，指出當時的局勢存在多種可能的走向，而各種力量的交彙互動以及某些偶然性的因素（甚至包括媒體的錯誤報導），促成了形勢急轉直下，直到不可逆轉的時刻。在對巨變之成因的探究中，阿什堅持主張，各地的集體行動是主導力量，西方勢力在當地的抗議運動中沒有決定性的作用。他認為將運動歸結為“西方陰謀”的說法“本身就是當地政治鬥爭的組成部分，力圖在反西方的輿論中剝奪反對派領袖的資格，以叛國的理由封鎖他們”。實際上，美蘇兩國領導人對時局的反應是消極被動的，他們的謹慎克制主要是出於對形勢的誤判——他們不相信會有重大的變局，他們“低估了小國寡民之作為的意義”。在阿什看來，這場巨變的第二個特徵是非暴力性質，即所謂“天鵝絨革命”。“如果1789年式的革命圖騰是斷頭臺，那麼1989年革命的標誌是圓桌。”它的行動主體不是階級聯盟，而是廣泛的社會大聯合；運動的高潮不是恐怖暴力，而是妥協談判；抗議運動所追求的目標不是全新的烏托邦，而是在世界其他地方已經存在的政治法律制度和社會經濟安排。阿什相信，“天鵝絨革命”作為一種範式並不普遍適用，其有效性取決於具體的國情和國際關係的形態。

　　左翼明星學者齊澤克（Slavoj Zizek）關切的問題是巨變之後的政治文化。他撰文指出，“當天鵝絨革命的崇高迷霧被民主資本主義的現實所驅散，人們陷入了不可避免的失望。”當抗議運動的英雄還沉浸在對一個正義、誠實和團結的新社會的夢想之中，前政府官員早就急迫地投身於新資本主義的市場遊戲之中，無所顧忌地玩弄骯髒腐敗的伎倆，遠比那些異議人士更適合經營新的資本主義經濟。於是，那個“新社會的夢想”化為泡影。人們不禁要問：“如果資本主義確實比社會主義要好得多，那為什麼我們的生活仍然如此悲慘？”齊澤克的回答是，許多人以為資本主義必定會帶來正義和民主，但這是一種幻覺。他分析指出，某些威權國家實施的資本主義比起西方自由資本主義還“更加資本主義”、更為有效、更有利可圖。因此我們應該放棄對資本主義的幻想，它與當初對新社會的夢想無關。他相信，在二十年前東歐的抗議者當中，大多數人實際上並不渴望資本主義，而是尋求一種生活的自由——“不在國家的控制之下，隨心所欲地相聚交談；過一種簡單而真誠的生活，擺脫粗糙的意識形態灌輸和普遍的犬儒虛偽。”這種理想可以被最恰當地界定為“具有人性面目的社會主義”（Socialism
with a human face）。而在今天，這種理想和態度應當被賦予第二次機會。

　　新資本主義還是新世界？

　　距離“天鵝絨革命”不到二十年，世界經濟出現了嚴重的危機。“華爾街的潰敗之于市場原教旨主義，就相當於柏林牆的崩塌之於共產主義”——這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一篇訪談文章的標題，如今已成為被廣泛引用的名句。2009年5月，著名法律經濟學家波斯納（Richard
Posner）發表新著，其書名點出了他對經濟危機的診斷：這是“資本主義的一場失敗”（中譯本將書名做了更為聳動的修飾，譯作“資本主義的失敗”）。反諷的是，1989年的幻滅感似乎在二十年後再度出現，卻是以“命運逆轉”（reversal
of fortune）的方式指向“資本主義”。

　　在雙重幻滅之後，既有對“社會主義復興”的呼籲，也有對“改造資本主義”的訴求。左翼（託派）理論家伍茲（Alan Woods）認為，當前的危機顯示，人民需要的不是資本主義而是社會主義，但不是過去那種官僚極權式的社會主義——這種歪曲版的社會主義導致了1989年的巨變，最後演變為一場“反革命運動”。我們需要返回“真正的民主社會主義——馬克思、恩格斯、李蔔克內西和盧森堡的社會主義”。同樣，許多資本主義的辯護者，也訴諸“理想的”而非“現實存在的”資本主義。在新的思想辯論中，每一方都將現實中的失敗歸咎於（社會主義或資本主義的）不良“變種”，而其“純正的”版本似乎永遠立於不敗之地。“冷戰思維”，作為一種認知模式與政治想像，並沒有隨著柏林牆的崩塌而消失，甚至深藏在許多冷戰思維指控者自身的批判意識中。但我們仍然需要這些標籤嗎？或者，我們應當給舊標籤賦予新意義？

　　2009年1月，巴黎舉辦題為“新資本主義、新世界”的高峰論壇。歐洲許多政要（包括法國總統薩科齊、英國前首相布雷爾和德國總理默克爾）以及一些國際著名學者參加了這次論壇。政要們競相發表改良資本主義的各種見解，但與會的阿瑪蒂亞·森（Amartya
Sen）提出了更切中要害的問題：“我們應當尋求一種‘新資本主義’還是一個‘新世界’？”他通過對亞當·斯密的重新解讀發現，早期思想家所主張的市場觀念與當代流行的資本主義模式具有兩個重要的區別：他們“沒有將純粹的市場機制當作一種獨立的最優運行者，也沒有將利潤驅動當作所需的一切”。森的言下之意是：如果信奉市場自足性與利潤最大化是資本主義的核心要旨，那麼資本主義的任何改良版都不是我們所尋求的“新世界”。我們必須基於對市場、社會和國家各種機制的清醒認識，來尋求一種新的更正派的經濟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