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洛奇

畢竟中國的地方大，任何對這個國家有影響的外在因素，都必須要審慎控管，因為這些外在因素導致的失控風險，在中國往往比起其他國家要大的許多。

富士康跳樓事件剛爆發時是在世博開幕前後，但同時更令人震驚與吸引民眾目光的，不是這些工人自殺，而是跑進幼兒園裡頭瘋狂殺人的社會暴力事件，比起楊毅，屠殺幼童的事件，讓國家總理溫家寶親上火線表達關注，其危機程度似乎更高。但是富士康跳樓事件能夠一再搏上頭版，「脫穎而出」恐怕與它一再「推陳出新」，幾乎難以防範的情況。

台灣大部分認為在管理上出了問題， 富士康的鐵血管理模式，使其成了血汗工廠，媒體一再揭露的工作實況，與穿插訪問富士康員工表現出對工作遠景一片茫然，顯示出富士康以「非人道」方式對待員工。洋華事件殷鑑不遠，富士康的形象在台灣恐怕被連帶影響，比起洋華，富士康的跳樓幾乎更表明富士康管理上「有過之而無不及」。比起接連損失的生產力跟訂單，恐怕更令郭台銘感到頭痛的地方，是被妖魔化自己的言論攻擊，今天也有部分關注到出現聲援的聲音，特別抨擊這種渲染歪風，混淆情況、焦點，火上加油。

比起台灣，中國及部分國際媒體更關注的是中國本身的問題，認為媒體僅僅把富士康的自殺問題不斷放大，就是是模糊焦點。因為一如前面所說，富士康與殺幼童一樣，是中國更大層面社會壓力導致問題的縮影之一，他們寧願用「又是一個社會例子」來看待富士康的接連跳樓，而不是特別關注這個「偶發的」企業管理不當。同時評論也關注到這些跳樓人的年紀甚輕，認為這與大陸長期實行一胎化，所導致的根本問題，這群年輕人就像台灣的草莓族一樣，難以接受工場軍事化的管理氣氛，與生產線上的單調乏味，漫長的工作時間只放大這焦慮與痛苦。

此外，也有關注到這些工人出身背景的不同，來自中國各省分的工人彼此之間的「省籍情結」，恐怕也是造成這類自殺事件的原因之一。面對基層管理上的適應困難，加上離家背景的心情調適，在同儕之間也無法找到有效的抒發管道，如果在這個時候遭遇任何突發狀況，如情傷、家變，或者與同事之間的齟齬、排擠，對未來的絕望感恐怕都是成倍成長。

中國民眾還是對富士康表示同情，將這種詫異、憤恨轉移到對深圳政府以及讀舌網友的抨擊，認為原先的跳樓事件只是「偶發」（還是有人認為富士康的自殺率比起中國整體的自殺率是要低許多），但事件的擴散與傳染，恐怕還是跟網友的風涼話有關，這是在每個社會都普遍存在的，只是在中國這個特別突出省籍與區域差異的背景下，格外具有衝突意味。

深圳政府在面對富士康事件的處理慢半拍和冷漠也遭到批判，但是這樣的批判其實也是像富士康一樣，蒙受廣大壓力的出氣筒，因為對中國當地民眾而言，這些企業本身並不足以有這樣能力可以壓榨勞工，真正助長這種氣焰跟環境的還是那些收了回扣的貪官污吏，換句話說，對富士康的同情之語，部分來自於藉由富士康來表達民眾對基層政府的不滿。

因為看待富士康的接連跳樓事件，在台灣多半還是站在只是勞資間糾紛的角度上來看問題，但是國際上則把這個問題看做是中國社會根深柢固的衝突形式。這跟中國強勁的經濟成長頗容易聯想在一起，因為部分中國當地的民眾也認為，在中國不斷衝高經濟成長，吸引外資、大興土木締造大國氣象的同時，有許多底層民眾的根本權利與自由是完全被剝奪的。更不用說當這群人在面對自由競爭的經濟環境底下，在廣大的中國人口放大下的貧富差距的感受，這種絕望感並沒有因為政府居間調解而降低，反倒是看到為了整體國家成長而對不斷妥協的政府，電視上那位工人的絕望，不只在於自己工作一年不如企業主一天的收穫，同時也在於這種情況並沒有透過政府機制得以緩解，反倒是助長。

同時在社會上原本就存在的區域距離感，以及政府間接「鼓勵」下的競爭意識，自然缺少該有的同情心與落井下石的冷漠現實，這些都透過區域的差異不斷的放大、壓迫每個在這個競爭環境中的受害者與失敗者。中國公佈了一個富豪的姓氏統計，結果發現這些姓氏並非隨機的結果，反倒具有固定的背景：必須是從事某些產業，必須是住在某些地方。

這種結果的差異在台灣或其他地方而言，可能不是那麼具有震撼性跟威脅，畢竟在這些地方的社會流動還算是自由，區域之間的隔閡與對立也沒有那麼大。但是在中國，不僅在政府的「重點發展」城市的先天不公平，地域之間貧富差距隨著中國幅員之大而放大倍數不知凡幾，同樣的財產機累積會不均，在人數少的地區可能影響還算小，但是在人數多如中國的地方就完全改觀，加上地區之間的隔閡、差異，讓差異變成衝突的尖銳根源，同時在政府主導的強制性之下，專制的期盼會轉成刻意包庇某些地區的不公平觀感，形成社會上各層次衝突的根源。

一開始這個在中國的「勞資糾紛」就摻雜著許多外部的因素。對於中國本身恐怕還帶有更敏感的一個問題：這是發生在外資企業底下的事件。儘管大部分中國人還是願意用中國本身的問題來同情這些企業，但是還是有部分人認為正是這些轉移自本國無法接受的生產方式，造成中國用一時的富有，換來未來更多問題做為代價，環境問題就是這些人最為大力抨擊的一點。此外，在中國政府包庇下取得的眾多低成本的勞力，雖然給國家帶來諸多的貿易收入，但是在生產的技術上仍舊是停留在下游廣泛人力依賴的部分，這種在產業鍊上的弱勢地位助長是否還要繼續下去這類與外資合作的關係。

隨著中國的富有，這些問題突然變得尖銳起來，經濟的發展帶來的不適整體的生活水平上升，而是在特定幾個重點發展的計畫中創造了更多的社會矛盾與衝突，中國不乏有人寧願用衰敗的眼光來看待中國的奧運與世博，甚至認為這種損傷國力，毫無實質助益的作法也深受國家高層認同。中國提出要「和諧」、「體面勞動」，都是重新在審視過去那種與外資共生的情況，近來中國除了打房、打股市，也通過對外資更為苛刻的租稅原則，顯見中國在調適中，把處理外資以及因為外資影響所及的社會各層面的問題當作首要的目標，畢竟中國的地方大，任何對這個國家有影響的外在因素，都必須要審慎控管，因為這些外在因素導致的失控風險，在中國往往比起其他國家要大的許多。

有評論指出這個殺幼童與富士康跳樓事件中官方媒體的反應，顯見富士康的消息被刻意放大與渲染。（作者最新推論是謀殺？！）其實這種作法的用意在使國人把目光焦點從國內社會衝突部分轉移到對外資企業的管理不當上，進而減輕政府的壓力，畢竟殺幼童的消息都是發生在中國人的地方，但富士康的事件卻是發生在一個外資企業的環境底下，雖然大部分認為地方政府脫不了責任。儘管我們看到大部分的中國人還是熱衷的討論關於中國社會本身就存在的尖銳對立，而不是因此去反抗富士康等外資企業在中國的魚肉鄉民，就算有所排斥、批評，但是多少還是要加上對當地政府包庇的責怪。

雖然接下來馬上就是日本企業的員工要求加薪，而郭台銘也在親赴深圳之後馬上又傳出第十二跳消息，也同意給富士康的員工加薪，但是睽諸國內觀感，其實這種加薪的作法其實帶有點打落水狗的嫌疑，畢竟員工反映出工資不應該是尋短的原因，因為還比當地政府規定的基本工資要高，所以即便自殺事件頻傳，但是應聘的人潮還是絡繹不絕。郭台銘與其他外資企業在薪資上並沒有被攻擊，卻還是寄出同樣的作法，恐怕是短期穩定軍心的方式，但這反倒像是對工人搖尾乞憐，恐怕還是助長自殺的風潮，不只一跳保全家，還是一跳就加薪。

這與一開始帶動自殺潮的原因退論並沒有直接關係，畢竟就像剛剛所提到的何以中國大部分民眾還是願意把矛頭指向政府，而不願意直接攻擊富士康，就連富士康內部的員工也認為自己的公司其實比起其他，在薪資福利的待遇上還是算好的。富士康的作法明顯是為了穩定軍心，但是這就會解決掉中國工人本身的社會背景問題，及一開始就點名要被改善的基層管理模式，郭台銘本身也去到現場視察了，難道也認為這一切都是跟薪資過低有關係？此外，從國台辦發言人楊毅聲稱政府要籌組專人進駐調查，為什麼在調查結果還沒有完全出爐之前，就片面宣告處理方式？其實從自殺的地點分佈看起來，這都像是個案的情況，集中在少數幾個廠區，但是處理方式卻是一體均沾的加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