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洛奇

顧爾德：本田罷工 大陸勞工意識抬頭

富士康員工自殺事件引起全球關切之際，廣東又爆發更具震撼力的本田罷工事件。中國具有影響力的《新世紀》周刊以「分水嶺」三個字來形容這場罷工，稱它「意味著對低勞動力成本製造模式更根本的衝擊到來。」

    　今年以來，中國領導人們已幾度提到要調整職工所得結構，強調要同時從「一次分配」（即工資）和「二次分配」（藉由財政手段推動的社會保障）著手調整。總理溫家寶在六月一日接受日本ＮＨＫ電視台專訪中，也再度提到這一點。中國領導人會關注職工收入，一方面是意識到若廣大職工收入偏低，就沒有足夠消費能力支撐起內需市場。更重要的是，政府感受到因為所得分配惡化，導致社會不滿情緒升高、矛盾愈見表面化。近來中國勞資衝突頻繁，據英國《經濟學人》指出，廣東一地在今年第一季度勞資糾紛比前年同期增加了四二％，浙江省則增加了一六○％。對中共政權而言，社會穩定是比經濟發展更敏感的議題。

    　中國各省市近來紛紛提高基本工資，包括上海、山西、重慶、浙江等十多個省市基本工資平均上調約十七％。上海基本工資已達一千兩百元。此次本田罷工事件發生地點廣東佛山市，也在五月一日把基本工資從每月七百七十元提高到九百二十元，調幅超過十九％。不料，調高基本工資沒讓本田的員工滿意，反而增強他們爭取更合理報酬的動力。一方面因為勞工意識到過去受到的待遇不合理，權利意識上升了。更基本原因是，中國整個ＧＤＰ結構中，薪資所得偏低且逐年下滑，甚至是全球最低的。經濟果實主要被國家部門與企業拿走，做為中國經濟發展基石的職工分配到的利益最少，而且比重愈來愈少。

    　原本很低的工資水準即使調高兩成，一個月底薪連加班費也才增加兩百多塊錢。而這次本田工人藉由罷工，讓資方最後同意調薪三四％，工人平均加薪約五百人民幣。富士康與本田都調薪三成以上，這兩起事件若對中國其他企業員工帶來示範效應，將對中國整個生產結構產生重大衝擊。

    　本田與富士康都是出口產業，這些工資成本必需部分轉嫁到消費者或上下游廠商，整個全球產業鏈都受影響。若要求加薪的抗爭不斷出現，將嚴重衝擊那些毛利率微薄、以量取勝的代工產業，原本建基在中國廉價勞工基礎上的全球生產分工模式也將重組。

    　中國政府更要擔心本田效應會不會帶來一波草根工人自主抗爭？中國全國總工會在罷工事件後發表聲明：「要求各級工會要全力推動在外商投資企業、港澳臺商投資等非公有制企業組建工會，把包括農民工在內的廣大職工組織到工會中來。」顯然官方想藉由國家控制的「全總」體系來控制矛盾衝突。問題是不只外資與民營企業主對「全總」充滿戒心，草根工人對全總能否產生向心力也是一個大問號。

    　本田罷工打開了潘朵拉盒子，也許中國經濟結構從此走向良性轉型，也許工資上漲導致外資撤離，失業上升，勞工不滿又上升。可確定的是，當勞工權利意識抬頭，他們不可能再回頭接受過去低水準的工作條件。就這點而言，本田罷工對中國經濟社會的確是個分水領。

呂紹煒：通膨閥打開了

大陸風起雲湧的「調薪潮」，其意義可能不僅僅是大陸廉價勞力工廠時代的逝去，更可能是全球通膨閥的開啟。

    　過去十多年，全球經濟基本上都享受到一段高成長、低通膨的好光景。九○年代後期的高成長、低失業、零通膨，曾經讓當時的美國聯準會主席葛林史班大感疑惑，最後，他是以科技、技術進步帶來的生產力提升做解釋，以「新經濟」一詞「結案」。

    　不過，新經濟不是唯一原因。九○年代，許多前共產國家崩潰，加入資本主義體系，為這個體系帶來大批廉價勞力；更早十年就「改革、開放」的大陸，更是其中主力，世界工廠的名聲與地位由此奠定。充沛又低廉勞工生產的各種消費品，源源不絕的輸往全球各地，為大陸賺取豐厚外匯，也壓低了各國的通膨。

    　美好的日子總會過去的。通膨最佳燃料就是大宗原物料及工資的上揚。隨著中印等新興國家經濟起飛帶來的需求增加，加上對沖基金炒作，二○○八年，全球經歷一次原物料大漲，原油一舉飆破每桶一四七美元的大震撼，但因金融海嘯帶來的經濟下滑，原物料價格隨即下跌。

    　不過，原物料與油價終究會再上揚，新興經濟體需求的增加，必然拉動價格。大陸每年增加的千萬台汽車，不吃油，難道喝水嗎？而除了原物料價格的潛在上漲壓力外，工資上漲壓力已經由大陸開始點燃。

    　由今年初的各地缺工潮，到富士康自殺潮後的調薪三成、本田工潮後的調薪二成多，最後是各地方政府開始調高最低工資：從一成多到二成不等，廉價勞工市場已產生變化了。過去十多年，被「鎖」在國內低廉勞力的通膨壓力，終究要爆發，通膨閥已開啟，即使其傳遞到全球商品市場仍要一段時間。

    　大陸工人過去十年的每月平均工資，已經增加了二．五倍，平均每年都增加一成多，但，請注意，其增長主要來自加班的收入，而非時薪的調整。事實上過去大陸平均最低工資增幅就低於平均工資的成長。過去，還有官方刻意的維護壓低薪資，但政府態度已變。大陸第十二個五年計畫中，就把工資增長列入重點；大陸人力保障部就說，未來要朝「收入加倍」方向走；大陸經濟也逐漸轉向，由一切為出口的出口導向，逐漸提升內需比重。要有內需市場，工人就要有錢。調高工資、經濟轉向、改善分配，已是大陸必走的路了。

    　事實上，台灣過去也曾經歷過兩波的工資上漲潮。以製造業的平均薪資而言，六三到七十年間，除了六三年薪資成長三三％是來自於石油危機的通膨外，其餘七年都是接近二成的成長率；七五年到八一年，又出現每年一成多的成長率。每次工資上漲潮出現，總伴隨著景氣榮景、產業結構調整，不少企業就此被洗出局。大陸的工資上漲潮，也難逃此調整的陣痛。台商如不能與時俱進，只知從台灣到大陸、從沿海到內陸，一味追逐低工資，而不知調整體質、提高附加價值，恐怕難逃淘汰命運。

富士康的問題爆發，大概除了政府官員，對大多數人來說似乎是個好消息。在台灣出現類似的鴻海抗議潮，在中國，一連串的罷工要求加薪，還被認為是勞工意識的覺醒，死了這幾個人卻能夠換來整體勞工階層的生存，換來加薪超過一倍有餘，這些死者反倒成了殉難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