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洛奇

貧富差距挑戰容忍底線 收入分配改革漸行漸近

據世界銀行公布的數據顯示，中國居民收入的基尼係數已由改革開放前的0.16上升到目前的0.47。壟斷行業的高收入、高福利，是一道冷酷的不公符號。

　　3800萬元的超級豪華跑車在北京車展首日即被神秘買家收入囊中；數百萬元的名表和珠寶銷量節節走高；LV、GUCCI等品牌店裏人頭攢動……出手闊綽的富人群體和全球第二大奢侈品市場的名號，幾乎讓人忘記了中國仍有1.5億人口還在貧困線上掙扎求生。

　　據世行測算，2009年中國的基尼係數已攀升至0.47，這意味著財富已過度集中在少數人手中。在中國，收入最高10%人群和收入最低10%人群的收入差距高達20多倍。

　　30年改革開放使中國的生產力大為解放，居民收入成倍增長，社會財富快速膨脹，但與之相伴的是財富差距鴻溝短時間內快速拉大。這個曾經盛行平均主義的國家如今卻“不患寡而患不均”，收入分配失衡已挑戰社會容忍底線。

　　居民收入在中國國民收入中佔比偏低，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佔比同樣偏低，多幹未必多得，勤勞未必致富。在勞資雙方中，分配的天平明顯傾向于資方。而權力、壟斷、身份、地位成為攫取財富的重要手段，部分紅頂官商通過潛規則聯手坐大，身價暴漲，加劇了社會心理失衡，並引發一係列社會問題。在原本應致力于“均貧富”的二次分配領域，則由于制度的不完善，甚至出現逆向調節，令“富者愈富，窮者愈窮”。

　　中國兩極分化日趨嚴重，既與過于依賴要素投入的經濟增長方式有關，亦受到經濟社會體制中扭曲性因素的催化。要遏制貧富差距的進一步擴大，需要一場浩大的社會工程。其核心是要調整國家、企業與居民的收入分配結構，並斬斷權力與資本的利益鏈條，還民眾以最基本的分配公平。政府則需在二次分配領域更有作為，增加民生領域支出，完善社會保障體係，提高低收入階層的福利，縮小實際收入差距。

　　今年以來，中國官方對收入分配問題密集表態，分配環節的嚴重不公和貧富差距的不斷拉大，已引起決策者的高度關注，收入分配改革漸行漸近。

　　本月早些時候，國家稅務總局表示將進一步加強對高收入者個人所得稅的徵管，充分發揮稅收在收入分配改革中的調節作用。對富人缺乏有效的稅收徵管，被認為是導致中國貧富差距加速擴大的一個重要因素。各地近來也紛紛上調了最低工資標準，逐漸將天平向勞方傾斜。繼上海、浙江、廣州等之後，北京市也宣布將于7月1日起將最低工資從現行的每月800元上調至960元，漲幅高達20%。

　　消息人士稱，由國家發改委牽頭擬定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眼下已接近完成，預計將于年內出臺。該方案將著力增加低收入群體的收入，並將通過增加壟斷企業的上繳利潤等手段平衡過高收入，以縮小不合理的收入差距。如若改革方案果能“不負眾望”，則中國距離中等收入佔多數的“橄欖型”分配格局有望更近一步。

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有望年內出臺 重點關注低收入群體

據上海證券報報道 記者近日從發改委權威人士處了解到，發改委、全國人大財經委、人保部等多部門正牽頭在各地就收入分配進行相關調研，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可能在今年年內出臺，方案將力圖惠及民生，著力增加低收入群體收入，其中重要著力點可能有兩大方面：一是通過增加壟斷行業的上繳利潤平衡過高收入；二是更加注重平衡非國企尤其是外資企業的企業利潤所得與職工收入所得。

　　初次分配層面存在巨大矛盾

　　國家發改委宏觀研究院消費室主任陳新年對本報記者表示，富士康員工的一再跳樓，深層次原因在于社會收入分配制度的不公平。作為長期關注收入分配問題的業內專家，陳新年認為我國收入分配體係中的初次分配層面存在巨大矛盾，“在政府、企業和居民三個層次裏，居民收入所佔比重遠遠低于前兩者，收入分配的不公導致了一係列的社會矛盾”。

　　跳樓事件之後富士康宣布上調薪資。全國總工會也已開始著力面對該問題，全國總工會相關人士對記者透露，目前，全國有13省（區、市）以黨委或政府名義下發文件，推動開展工資集體協商工作；23個省（區、市）人大制定了“集體合同規定”或“集體合同條例”等地方性法規。

改革將著重關注低收入者

　　陳新年表示，各地總工會可以起到職工工資協調的作用，而最關鍵在于國家拿出過硬的政策。“國家層面出臺具體的改革措施，通過行政手段乃至法律手段予以規范，才能真正解決問題。”陳新年說。

　　增加低收入群體收入水平將是我國收入分配改革的重要內容。發改委參與收入分配體制改革意見起草的權威人士對本報記者透露，發改委正在推動的收入分配體制改革意見將著力平衡壟斷行業的收入過高問題，更加注重企業利潤所得與職工利潤所得的平衡，著力增加低收入群體收入。

　　根據人保部的統計，目前，電力、電信、金融、保險、煙草等行業職工的平均工資是其他行業職工平均工資的2-3倍，如果再加上工資外收入和職工福利待遇上的差異，實際收入差距可能在5-10倍之間。

　　如何平衡企業利潤所得與普通員工收入的差距，陳新年指出，提高企業最低工資標準是途徑之一，此外還包括社保體係方面通過行政手段來監督企業，強制要求企業規范化落實最低生活保障等。

　　各地紛紛調高職工最低工資

　　事實上，調高最低工資水平的動作已于各地頻頻展開：6月3日，北京市人保局發布2010年最低工資標準調整方案，自今年7月1日起，北京最低工資標準將從現行的每月800元上調至960元，漲幅達20%，比常年平均增速高出近一倍。

　　上海月最低工資標準于4月1日上調至1120元，為全國最高；浙江省也于4月1日起對全省的最低月工資標準進行調整，最高一檔的最低月工資標準提高到1100元；廣州市最低工資標準上調至1100元，新標準從5月1日起正式實施；深圳最低工資亦從7月起統一提至11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