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洛奇

多視角觀察收入差距:國際警戒線對中國算不算數?

當前我國正處于經濟轉型期中，隨著經濟體制的不斷調整，各種非正常因素的存在導致收入差距過大的現象已經成為人們普遍關注的社會問題之一。理論界關于收入差距問題主要研究了以下幾個方面。

一、收入差距的國際警戒線對中國算不算數

　　國際上衡量收入差距的指標主要有洛倫茲曲線、基尼係數、五等分法以及主要用來衡量區域之間差距的泰爾指數等。目前國內學者研究收入分配用的比較多的是基尼係數。在國際上，一般認為基尼係數低于0.3是平均主義分配，0.3~0.4之間表示收入差距合理，0.4~0.5之間表示收入差距過大，超過0.5就意味著出現了兩極分化。國際上一般把基尼係數大于0.4作為警戒線。那麼，究竟存在不存在一條收入差距的警戒線，我國收入分配的警戒線究竟劃定為多少，理論界有不同的觀點。

　　第一種觀點認為，不同國家在不同發展的歷史時期，收入差距的警戒線是不同的，不存在絕對的分界，所謂國際標準也並不嚴格，只能作為判斷收入差距大小的參考。基尼係數本身有其難以克服的缺陷：一是沒有考慮稅收因素；二是沒有考慮不同地區消費模式的差別；三是沒有考慮收入帶給個人的滿足程度具有邊際效用遞減傾向。第二種觀點認為，既然國際上存在此標準，我國應該與國際警戒線一致，即把0.4作為警戒線，不要再搞什麼中國特色。第三種觀點認為我國是一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均質性很低的社會，沒有必要機械地死死地守住0.4這條線。第四種觀點認為，基尼係數與經濟增長之間沒有必然聯係，也不存在固定的收入差距警戒線。同樣的基尼係數在不同國家甚至同一國家的不同時期產生的影響也不盡相同。從各個國家的經驗數據來看，並不是基尼係數越低越穩定，即使超過0.4並不必然帶來社會不穩定。那麼究竟劃在多少合適，針對我國的實際情況，有人提出劃在0.5比較合適，也有人提出，城市內部和農村內部的收入差距劃在0.4比較合適，全國居民的收入差距上限劃在0.5比較合適，實際工作中按0.45操作。另外，也有人提出1.7：1的城鄉收入差距警戒線，30%的中產階級收入階層結構警戒線以及70%的社會成員社會保障率警戒線等。

二、我國當前收入分配兩極分化的程度如何

第一種觀點認為，我國居民收入差距處于適度區間。盡管目前的收入差距擴大了，但收入水平總體上提高了，社會是穩定的，表明目前的收入差距還為社會所認可。也有人從另外一個角度支持這種觀點，他們認為，城市內部的收入差距和農村內部的收入差距都處于合理區間，城鄉之間的名義收入差距雖然比較大，但如果考慮到貨幣的實際購買力和物價因素，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也還處于合理區間。

　　第二種觀點認為，目前我國的收入差距已經進入過大區間，但沒有出現兩極分化。這種觀點認為，按照國際的判斷標準，我國收入差距的基尼係數已經超過0.4，進入了過大區間，如果加上金融資產和房產等因素，收入差距會更大。但還沒有出現兩極分化，因為從基尼係數來判斷，全國的綜合基尼係數還未超過0.5這一兩極分化的國際標準，況且，兩極分化除了有量的標準以外，還有質的標準，也就是全社會已經形成明顯對立的兩極，社會矛盾因此異常激化。我國還沒有形成收入的兩極，由收入差距形成的社會矛盾存在，但未形成尖銳對立的狀態。

　　第三種觀點認為，我國已經出現了兩極分化。有人認為我國出現了局部的兩極分化，但未出現全面的兩極分化。也有人認為我國已經出現了全面的兩極分化。判斷的依據就是一方面我國已經有數百萬個百萬富翁，另一方面還有數千萬個絕對貧困人口。也有人認為，雖然我國的基尼係數還沒有達到0.5的國際標準，但這一標準是以私有制社會為背景的，若將其用于分析公有制為主體的中國，其臨界值應該下降，若調整至0.45的臨界值，則表明我國已經進入貧富懸殊的兩極分化狀態或至少可以說兩極分化的趨勢已經形成；同時從居民家庭財富佔有差別、實際的貧困人口比重以及社會評價等方面來看，都表明中國出現了兩極分化。

三、收入差距影響經濟增長嗎

關于收入差距與經濟增長關係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是中國是否存在倒U曲線問題。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西蒙‧庫茨涅茲運用實證方法研究了收入差距與經濟增長的關係，提出了著名的倒U曲線假說，即在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變的過程中，伴隨著經濟增長，收入差距呈現先擴大後縮小或先惡化後改進的趨勢。那麼倒U曲線究竟適合不適合中國，理論界有不同的看法。一種觀點認為我國居民的收入差距存在庫茨涅茲倒U曲線的變化規律。有人證明中國公有制經濟倒U曲線是成立的，中國的經濟發展是伴隨著收入差別擴大的，中國城市居民的收入差別就正常收入差別而言同經濟增長是相適應的，在體制改革和經濟發展的共同作用下，其差別程度仍將繼續緩慢上升，但邊際增速將減緩，即趨于倒U曲線的頂點或拐點。另一種觀點認為“倒U型”假說得不到統計數據上的支持。有人認為，從近期的研究文獻看，“倒U型”假說並沒有得到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經驗數據支持。利用中國分省和分縣的橫截面數據對“倒U型”假說進行過驗證，其結果都沒有對該假說給予統計上的支持。

　　另一方面是不平等的分配是促進經濟增長還是抑制阻礙經濟增長的問題。第一種觀點認為，收入不平等影響儲蓄和投資，試圖論證收入不平等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為正；第二種觀點認為，收入不平等影響社會消費和政治穩定，試圖論證收入不平等對經濟增長影響為負；第三種觀點認為，在經濟起飛前和起飛過程中，適度的收入分配差距擴大有利于提高社會積累率和促進生產要素持續地向高效率地區和部門集中，通過犧牲一定的收入分配公平性換取更高的社會整體經濟效率，加速經濟起飛過程。但隨著時間的推移，收入不平等對經濟增長的積極作用會降低，甚至轉化為負面作用，因為收入分配過分向高收入階層傾斜，會使整個社會積累率過高，消費需求不足，阻礙經濟增長。第四種觀點認為，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增長與收入分配差距存在雙向因果關係，一方面，經濟的快速增長推動了收入分配差距擴大；另一方面，收入分配差距的擴大對經濟增長有一定促進作用。

四、解決收入差距過大需要哪些政策

第一種觀點認為，要縮小城鄉之間、區域之間的收入差距，僅僅依賴收入再分配政策是不夠的，更為有效的方法是打破包括城鄉壁壘、地區壁壘的區域間的制度障礙，讓生產要素特別是勞動力在城鄉之間、區域之間享有充分流動的自由和同等的就業機會。第二種觀點認為，加速城市化是縮小城鄉收入差距的戰略性措施，因為，一是從長遠來看，單純依靠農業的發展來提高農民收入水平有一定局限性，必須從國民經濟全局的角度來尋求解決農民增收問題的途徑，這就要求把通過城市化減少農民作為增加農民收入的重要舉措；二是城市化是實現農業規模化和產業化的前提，是優化農村經濟結構的重要途徑；三是城市化是鄉鎮企業發展的必然要求；四是城市化能夠促進第三產業的發展，加速農村勞動力轉移。第三種觀點認為，縮小收入差距，特別是消除貧困首要的措施應該是增加就業。第四種觀點認為，完善收入分配並不是指簡單的調整收入分配差距，而是要在完善和形成合理的收入分配方式的基礎上結構性地調整收入分配差距，首要的任務是進一步完善收入分配方式。對于市場化導向的收入分配要進一步發展特別是一次分配中的市場化力度要進一步加強，形成效率優先的合理的分配制度；對于各種非市場化導向的收入分配方式，要在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運行機制和健全法制環境的基礎上使其盡快消亡，並盡可能縮小由其帶來的收入差距。第五種觀點認為，要縮小收入差距，首先要實現企業古典產權制度向現代企業產權制度的轉化。因為，企業古典產權制度決定了廠商的市場行為必然將工資定位于低點，要縮小收入差距就需要構建現代產權制度，讓勞動者參與生產、分配過程的決策，加速向現代產權結構的演化。（作者：趙振華　中央黨校經濟學部主任、教授）

誰是拉大收入差距幕後推手？

目前，收入差距、貧富懸殊問題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成為公平正義的大敵和絆腳石，成為引發各種社會矛盾的潛在危機。圍繞收入差距有三大問題待解：中國貧富懸殊究竟有多大？造成貧富懸殊的原因究竟是什麼？如何解決貧富懸殊問題？

　　新華社世界問題研究中心研究員、著名評論家、資深媒體人叢亞平撰寫的一篇文章中有幾組數據反映出的中國收入差距程度令人驚訝。國際上通常認為，基尼係數超過0.4，該國可能發生動亂，而中國基尼係數超過0.5；世界銀行報告顯示，美國是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財富，而中國則是1%的家庭掌握了全國41.4%的財富，中國的財富集中度遠遠超過了美國，成為全球兩極分化最嚴重的國家；從1997年到2007年，中國勞動者報酬佔GDP的比重從53.4%下降到39.74%，企業盈余佔GDP比重從21.23%上升到31.29%，而在發達國家，勞動者報酬佔GDP的比重大多在50%以上；電力、電信、石油、金融、保險、水電氣供應、煙草等國有行業的職工不足全國職工總數的8%，但工資和工資外收入總額卻相當于全國職工工資總額的55%；我國城鄉人均收入差距之比已從改革開放初期的1.8：1擴大到2007年的3.33：1。

　　我國基尼係數遠遠超過國際警戒線，我國財富集中程度遠遠超過美國，我國勞動報酬低于發達國家10.26個百分點，壟斷行業、金融等部門職工佔比在個位數，而工資收入佔比卻高達55%，城鄉收入差距不但沒有縮小而且迅速拉大。這些數據怎能不讓人驚訝。

　　對于城鄉割據、城鄉二元體制是收入差距過大的原因之一，筆者有不同看法。新中國成立後到改革開放前，在一大二公體制下，城鄉照樣是二元體制、城鄉同樣分割。但是，那時的城鄉收入差距為何低于現在？破除城鄉二元體制是必走之路，但是，不是最為迫切和首要的。行業壟斷確實是收入差距拉大的重要原因。這種行業壟斷是改革開放後造成的，是改革不徹底造成的，是特殊利益集團在博弈中釀造的中國獨有的怪胎。行業壟斷不打破，壟斷企業就會利用其佔有的資源特權和地位，自覺不自覺為自己謀取利益，而把公平正義和這些資源的主人——黎民百姓忘得一幹二凈。資源價格扭曲確實造就了一個個暴富者、掠奪者。但是，資源價格扭曲的原因非常復雜，特權滲透到資源行業的原因，有地方GDP政績衝動原因，還有腐敗因素等。

　　關鍵一個原因不能漏掉，那就是，近幾年來由于制度漏洞，在國企改革、資本市場利益輸送、銀行等金融部門上市等問題極大地拉大了收入差距。這裏出現兩個問題：一是一些高管一上市從上市前的年薪幾萬、十幾萬搖身一變為一百多萬甚至幾百萬，人還是那個人，本事還是那麼大，一夜之間身價大增。一方面自己暴富，另一方面拉高了職工平均工資水平，讓一般職工背個平均工資年年提高的“黑鍋”。二是這種現象導致一些國有金融企業絞盡腦汁上市，上市目的是為了高管獲得畸高薪酬，使得上市目的被大大扭曲。

　　總之，針對目前越來越大的收入差距，要在改革政策和思路是否對頭上進行反思。更重要的是，要增強改革不合理分配制度的緊迫感，要認識到我國收入分配差距過大帶來問題的嚴重性。要在完善分配領域的稅收體係，大幅提高職工收入，將壟斷行業高收入和高管薪酬控制在合理范疇，堅決遏制銀行等金融部門高管的過高薪酬等方面邁出實質性步伐。期待收入分配體制改革提速。（余豐慧）

走出收入分配三大認識誤區

近來關于收入分配的討論很多，很多觀點似是而非。我們不妨從一些有關收入分配的認識誤區談起。

第一個誤區是，一談收入差距就談到腐敗、灰色收入等等，並且認為社會保障是解決收入差距問題的良藥。當然，不能否認治理腐敗和建設社會保障體係是控制收入差距的重要手段，但是，這兩個方面卻不是問題的關鍵。以社會保障為例，東亞的韓國在經濟快速發展時期社會保障並不健全，收入差距卻不大。現在，對于中國而言，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雖然可以緩解收入差距的危害，但更重要的是，不要讓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與身份挂鉤，否則，它反而可能加劇社會的不公平。人們常常希望通過政府做得更多來抵消市場的扭曲，以為加強政府的幹預可以緩解收入差距，這種想法是幼稚的。其實，收入差距形成因素中很多都直接或間接地與政府幹預過多有關。如果要緩解收入差距，恰恰應該建設一個公平競爭的市場經濟體制，政府在不該管的領域內少做點事，讓市場發揮更多調控作用。

第二個誤區是，人們總是盯著收入差距的水平。收入差距的水平本身不是問題，收入差距對一個社會造成危害有很多機制，有些是跟收入差距水平有關係的，比如說，收入差距太大，會抑制消費的增長。但收入差距的負面影響有多大，還要看收入的流動性，這一點我們往往忽略了。什麼是收入流動性？簡單說來，就是窮人變成富人的機會。“美國夢”的本質就是收入流動性高。我們現在的收入流動性也是挺高的，但有研究發現，收入流動性正在下降，越來越多獲取收入的渠道都跟一些你難以改變的東西有關，比如說家庭背景這些身份把普通人獲取更高收入的渠道限制住了。

第三個誤區是，一些人覺得收入差距的擴大是由于全球化、市場化和產業集聚導致的。這是一個非常大的認識誤區。

收入差距主要來自城鄉間和地區間收入差距，但如果只看東部，東部的省和省之間是存在收入差距的收斂趨勢的。進一步來看，地區收入差距是怎麼導致的呢？這裏面有很大一部分是跟城鄉收入差距有關係。比如，拿重慶跟上海做例子，重慶的人均收入比上海的人均收入低很多，但這不是因為重慶的城市人比上海的城市人收入低很多，而是因為城鄉收入差距大。同時，重慶的農村人口比重比上海高很多，由于城鄉收入差距擴大，因此地區之間的收入差距與欠發達地區同時有更多的農村人口有關。(復旦大學產業發展研究中心主任 陸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