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洛奇

抓住四個隱性根源 從四方面入手破解收入分配難題

國經濟生活中的一些矛盾和問題源于收入分配差距的擴大。單從經濟結構調整來看，如果收入分配問題得不到切實解決，擴大內需、提振消費就很難落到實處。但收入分配問題本身又具有很強的“慣性”，類似于計算機程序中的“死循環”。打破這個“死循環”，一方面需要找到問題的根源，另一方面需要解決問題的智慧和勇氣。

　　解決問題難在何處

　　收入分配問題與經濟社會發展中的一些深層次問題相互強化。解決收入分配問題主要難在三個方面：

　　第一，出口部門的競爭力對低工資的“路徑依賴”。我國龐大的出口部門的比較優勢基于低成本、高素質的勞動力，如果中低收入階層的工資提高，必然大大提高出口部門的成本，降低出口增長，從而影響經濟增長的潛力。

　　第二，擔心工資增長抬高通脹率。通脹率的過快提高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社會的穩定程度。

　　第三，“精英階層”的反對。國內外大資本在中國的超額利潤很大程度上源于較低的人力成本，他們是提高中低收入階層工資的當然反對者。

　　四個隱性根源

　　通常的研究主要關注大量低端勞動力供給、城鄉身份差距、權力參與分配等方面因素對收入差距的影響。但除此之外，還有幾個重要的隱性因素對收入分配產生重大影響。

　　一是通貨膨脹。通脹使儲蓄者蒙受損失，貸款者獲得收益。中低收入階層的主要投資手段是儲蓄，而富裕階層往往有直接負債或通過持有股權的方式間接負債。當物價持續上升且利率長期低于物價漲幅時，財富從中低收入階層向富裕階層轉移，中低收入群體在收入分配中的地位持續惡化。如果利率平均低于物價漲幅1個百分點，30年後，儲蓄者的損失就會達到26％。

　　二是存貸款利差。我國的存貸款利差遠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其對收入分配的影響就是中低收入階層對金融部門提供補貼，並間接地向金融部門的大客戶提供補貼。在30年的跨度中，如果儲蓄的平均利率為3％，100元會變成243元；如果利率為4％，100元會變成324元，其收入分配的效應是巨大的。

      三是房地產泡沫。房地產泡沫造就了一個內部人和外部人遊戲。在這場遊戲中，城市原住民、體制內員工和先知先覺的富裕階層是勝利者，被卷入城市生活的新居民則被迫支付高昂的房屋價格。

　　四是公共服務。我國公共服務的差異化程度較大，越是中心城市、越是富裕階層，就能夠享受到越好的公共服務。由于公共服務是由政府稅收作為支撐，其收入分配效應是“累退”的，即中低收入階層為富裕階層享受的公共服務提供了隱性補貼。同時，由于在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上存在差異，低收入階層的人力資本積累相對緩慢，在競爭的起點上存在明顯劣勢。

　　破解難題的四個關鍵

　　第一，摒棄把“公平”與效率對立起來的理念。效益優先論者和公平優先論者有一個共同的潛臺詞，即效率和公平是衝突的。但從理論上來說這種衝突只存在于有效市場中。考察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勞動力市場，勞動力的無限供給，農民工的生存壓力等問題使得勞動力市場從來就不是一個有效市場。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提倡公平不僅不會降低效率，而是會提高效率。

　　第二，以動態“帕累托”改進的思路推進改革。過去三十年，我們習慣了帕累托改進式的改革。但改革進入深水區後，能夠使所有人都受益的改革措施越來越少。因此，解決收入分配問題，需要各個利益階層有更加長期的視野和理念。調整收入分配，從短期看必然會有損富裕階層和資本的利益，但從長期看，收入分配調整帶來的社會穩定性的提高和內需的提升，會使富裕階層和資本最終受益。

　　第三，逐步消除影響收入分配公平的制度因素。在收入的初次、二次和三次分配都要注重公平，減少和消除收入分配中的累退因素。同時注意減少上文提及的隱性因素對收入分配公平的不利影響。

　　第四，促進收入階層的起點公平。特別是在公共服務供給，如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等方面應逐步實現均等化。在全社會的保障體係完善起來後，中低收入階層就不會因為生存問題而接受較低的工資，勞動力市場就會趨于有效。

　　有幾個重要的隱性因素對收入分配產生重大影響：一是通貨膨脹。通脹使儲蓄者蒙受損失，貸款者獲得收益。中低收入階層的主要投資手段是儲蓄，而富裕階層往往有直接負債或通過持有股權的方式間接負債。當物價持續上升且利率長期低于物價漲幅時，財富從中低收入階層向富裕階層轉移。二是存貸款利差。我國的存貸款利差遠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其對收入分配的影響就是中低收入階層對金融部門提供補貼，並間接地向金融部門的大客戶提供補貼。三是房地產泡沫。房地產泡沫造就了一個內部人和外部人遊戲。在這場遊戲中，城市原住民、體制內員工和先知先覺的富裕階層是勝利者，被卷入城市生活的新居民則需要支付高昂的房屋價格。

找準中國式收入倍增計劃五大著力點

據上海證券報報道 中國式收入倍增計劃五大著力點：一是將迅速擴大中等收入階層作為計劃的核心；二是加快推進城鎮化進程，盡快縮小城鄉收入差距；三是加快政府體制改革，改變政府及其管理的國有企業佔有社會財富過多的局面；四是減輕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的稅負，形成利潤提高帶動工資提高的良性循環；五是盡快完善社會保障制度，特別注重對弱勢群體的保障。

　　收入分配歷來是經濟社會關注的一大焦點。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國民經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人民生活水平也有了極大提高。不過，在非均衡經濟發展戰略的慣性軌道中，經濟增長與收入增長出現了明顯的失衡，而且已經演變成影響中國經濟社會進一步發展的重大障礙。因此，盡快實施收入倍增計劃，實現經濟增長與居民收入增長相協調，使人民真正能夠享受到經濟發展的成果，就成為當前一項迫在眉睫的任務。

　　收入增長緩慢已成經濟發展的“短腿”

　　自1978年開始實施改革開放政策以來，中國的國民經濟已經實現了持續30多年、年均增長率接近10%的高速增長，國民財富的總量迅速壯大。1978年，我國的GDP總量僅為3645億元。而到了2009年，GDP總量已經達到335353億元，比1978年增長了90多倍。目前，中國的經濟總量已經躍居世界第三，趕上並超過排名第二的日本只是時間問題。在經濟總量不斷擴大的同時，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有了極大提高。1978年，中國的人均GDP不足200美元。到2009年，人均GDP已經增長到接近3000美元，增長了大約15倍。

然而，長期以來，我國國民收入分配結構失衡以及居民收入差距擴大的現象一直比較突出，嚴重制約了居民整體消費能力的提升。一方面勞動者報酬佔GDP的比例偏低，國民收入分配過分向政府和企業傾斜。據統計，在上世紀90年代以前，代表勞動者所得的勞動者報酬佔GDP的50%以上，2001年後這個比重不斷下降，到2007年已降至39.7%。而代表政府所得的生產稅凈額和代表企業所得的固定資產折舊及營業盈余佔GDP比重則分別由1990年的11.7%和34.9%上升到2007年的14.2%和46.1%。

　　收入分配格局失衡的另一個證據是，政府和企業特別是國有企業的收入增長速度要快于居民收入水平的增長速度。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財政收入總量連年增長，尤其是自2003年突破2萬億關口之後，開始連續多年實現了大幅度增長。2001年後的全國財政收入年增長速度大都在20%以上，即使是在受到金融危機嚴重衝擊的2009年，我國全年的財政收入仍然比上年增加7147億元，增長幅度達到11.7%。在企業的利潤分配中，資本強勢與勞動弱勢的格局不斷被強化。過去10多年間，不少企業銷售額、利潤都是陡峭的上升曲線，而工人工資卻是一條水平線。

　　另一方面，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也出現不斷擴大的趨勢。根據聯合國發展計劃署發布的2007-2008年度報告，我國居民收入的基尼係數高達0.469，不僅超過國際上0.4的警戒線，而且高于報告中127個國家的平均值，屬于收入分配差距較大的國家。我國收入分配差距表現在多個方面，如城鄉差距，2009年我國的城鄉收入差距達到了3.33比1，考慮到各種福利差距，這個差距可以達到6比1或更多；行業差距：2008年全國城鎮單位在崗職工平均工資最高的三個行業中，證券業172123元，是全國平均水平的5.9倍；其他金融業87670元，是全國平均水平的3.0倍；航空運輸業75769元，是全國平均水平的2.6倍；地區差距：有研究表明，我國地區收入差距的基尼係數從1992年的0.15擴大到2007年的0.21。

　　收入水平增長的相對緩慢，嚴重制約了中國經濟更好更快地發展，也成為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一大障礙。在我國現行的分配體係下，收入增長緩慢以及差距不斷擴大，壓制了居民的消費意願，使經濟增長失去了消費這一重要的引擎。2009年我國總消費率為52.5%，比最高峰時的1981年下降了14.6個百分點，和發達國家平均70%的貢獻率相比依然相距甚遠。再從消費貢獻率看，統計顯示，2007年我國消費對GDP增長的貢獻率只有39.4%，比1981年下降了54個百分點。其中，農村居民消費貢獻率下降了43.8個百分點，佔比為81%；城鎮居民消費貢獻率下降了6個百分點，佔比為11%；政府消費貢獻率下降了4.2個百分點，佔比為8%。農村居民消費對GDP增長的貢獻大幅下降，是我國消費貢獻率下降的主要原因。

收入倍增計劃：強國富民的有效舉措

　　從發達國家的歷史經驗看，努力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保持經濟增長與收入增長同步協調地發展，是走向富裕強盛的共同之路。1960年，日本池田內閣為推動經濟的發展，提高社會購買力，採納經濟學家下村治的建議，實施了“國民收入倍增計劃”。日本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到1967年，日本提前完成翻一番的目標，國民收入增加了一倍多。到1968年，日本躍升為僅次于美國的第2大經濟強國。到1973年，國民收入增加了2倍。日本也因收入倍增計劃而在國內誕生了一個強大且穩定的中產階級消費群體，成為支持日本經濟繼續發展的不竭動力。

　　日本的經驗不僅在于通過實行收入倍增計劃實現了國民收入的快速增長，而且還避免了收入分配差距擴大這一世界性的難題。日本政府為了促進落後地區的經濟發展，通過制定法律和相匹配的一係列財政、金融政策，達到了促進不發達地區的工業開發、增加就業和縮小地區之間經濟差距的目的。通過調整稅收政策如個人所得稅、遺產稅調節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同時還完善制訂了一係列社會保障政策。日本國民收入倍增計劃給我們最大的啟示在于，用提高國民收入來帶動經濟總量的持續增長，以國民收入倍增為第一目標，實現了兩者有效地平衡。

　　美國是目前世界頭號強國，也是全球最富裕的國家之一。雖然美國政府沒有正式提出過國民收入倍增計劃，但他們的許多做法也同該計劃有異曲同工之妙。1914年，福特汽車公司決定將工人的工資從每天2.5美元大幅提高到5美元，這樣的工資比當時制造業的平均小時工資幾乎高出了一倍。絕大多數人預測，高昂的工資將很快壓垮福特公司。然而，事實正好相反。福特的高工資戰略取得了極大的成功。據估計，就在實施新工資政策的當年，福特公司的勞動生產率提高了51％。正是這種突破傳統思維定勢和大膽的創新行為，亨利‧福特也因此被稱為美國“20世紀的工業之父”。

中國式收入倍增計劃的五大著力點

　　中國經濟發展中出現的收入分配困局，已經引起了決策層的高度重視。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盡快提高居民實際收入水平，已成為目前政府和社會各界必須盡快解決的重大課題。實施中國式的收入倍增計劃，必須在借鑒國外經驗的同事，從中國的實際國情出發，找好著力點。具體來說，包括以下五個方面內容：

　　一是將迅速擴大中等收入階層作為計劃的核心。在國外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中，收入分配的格局基本上屬于“紡錘形”，中產階級是其中的主流階層，而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均屬于“少數”階層。但是在中國，中等收入階層的比重過低。中等收入階層的不斷壯大，不但對縮小收入分配差距有積極作用，而且還有利于社會發展和經濟增長的穩定和協調。從機制上來說，中等收入階層的擴大，就是低收入者不斷向中等收入階層流動的過程。由此可見，要解決中國收入分配領域的種種矛盾，擴大中等收入階層無疑是必須要做好的一門“功課”。而中等收入階層壯大的過程，就是不斷減少低收入階層的過程，就是提高廣大農民、城市失業下崗人員和流動人口收入水平的過程，這與我國加快現代化、城市化的進程完全吻合。

　　二是加快推進城鎮化進程，盡快縮小城鄉收入差距。農村居民收入低下是收入分配領域內的主要矛盾。城鎮化的意義在于能夠提高農村遷移者的收入水平，進而增強他們的消費能力。經濟理論和西方發達國家的實踐早已證明，當一國的工業化發展到一定水平，城市就會發揮一種聚集效應，人口、財富就會向城市集中。因為在資本、技術等生產要素高度集中的城市，二、三產業發達且比較利益高于農業，在其中就業可以獲得比從事農業更高的收益。從目前情況看，我國的城市化步伐明顯滯後于經濟發展的需要。據測算，在過去30年間，我國平均每年的城市化率只有1%左右。原因在于我國的城市化進程遭遇到各種制度性障礙，其中既有宏觀體制上的弊端，也有城市內部體制的人為因素。要加快中國城市化的進程，必須盡快破除傳統的戶籍制度，減少流動人口的流動成本，同時城市內部體制的變化必須盡快主動適應人口流動的現實，無論是在地區的公共財政使用上，還是在城市規劃與公共設施建設上，都應充分考慮流動人口的需求，真正發揮服務型政府的積極作用和功能。

三是加快政府體制改革，改變政府及其管理的國有企業佔有社會財富過多的局面。從政府層面來說，要加快財政體制改革的步伐，扭轉中央和地方財權事權不對等的錯位，加大轉移支付的力度。對國有企業而言，如何真正消除市場壟斷者的身份以及由此被社會詬病的高工資高福利的特權，實現“有進有退、有所為有所不為”的改革目標，依然是一項緊迫而又復雜的攻堅任務。

　　四是減輕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的稅負，形成利潤提高帶動工資提高的良性循環。民營企業在數量上佔有絕大多數，其雇傭的勞動者人數則構成了低薪勞動力的主體。由于技術水平落後和國際分工中的劣勢，我國民營企業的利潤率水平普遍不高，缺乏給勞動者加薪的動力。盡快將我國較高的宏觀稅負水平降下來，對微利企業實行稅收減免，客觀上能對提升民營企業的盈利水平起到積極作用，也增強了他們提高普通勞動者工資水平的能力和動力。

　　五是盡快完善社會保障制度，特別注重對弱勢群體的保障。從本質上來說，社會保障也是勞動者的一種隱性收入。社會保障的功能不僅在于能使勞動者免除後顧之憂，從而產生更高的勞動生產率，還在于能減輕他們的負擔，提高他們的實際消費能力，這客觀上也就是增加了勞動者實際收入的“含金量”。此外，社會保障制度還是再分配領域中調節貧富差距的關鍵因素之一，必須加強對弱勢群體的傾斜，縮小他們在社會保障方面的差距。近些年來，中國政府不斷加大社保資金的投入力度，在擴大社保覆蓋面、提高保障標準方面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也取得了巨大的成績。當然，面對社保資金龐大的供需缺口，以及社保不均衡的現實，中國社會保障制度的改革依然任重道遠。（李長安 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博士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