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洛奇

茶葉黨在美國參議員初選過程中, 掌握了決定性的影響力，因此無法確定這場選舉的右翼陣營裡，究竟是共和黨充分運用氣氛拉台聲勢，還是原教旨主義把整個共和黨逼向更極端，用最傳神的一句話來標記就是：「掌握集體的焦慮。」原教旨的偏激氣息在正常政治中通常不甚討好，意味著整體的社會氣氛與情緒是激動、不理性，這也代表著對社會的集體印像是壓抑，並帶有不安與懷疑。

煽動原教旨主義是最快速動員民眾支持的不二法門，尤其當他們完全認同自身的環境以受到威脅的情況下，挺身而出是非常自然，同時毫不猶豫，在這種情緒底下，任何錯誤都會被美化、合理化。金融風暴的問題來自金融監理的漏洞與疏忽，但是更大的衝擊將會是檢視美國政府與私有領域之間的衝突，但是這是不是意味著政府必須在未來的金融活動上獲得更大的權限去制約，或者政府的角色在民間有更大的活動的空間，大政府的形象在戰間期的大蕭條時代出現，這是不是意味著金融風暴後的美國景氣蕭條也必須有一個大有為的政府出來收拾殘局，但最這場因為監理疏忽的「政府失職」的控訴成不成立，過度的自由化該不該受到限制才是發酵的關鍵。

但是原始的問題應該還是批評布希強悍的警察國家作風，招引國際不良觀感，並同時讓國庫為了意義不明的戰爭、反恐而日漸空虛。歐巴馬勝利的關鍵在於「改變」的形象，黑人的形象不是勝利的主因，相反的正是因為原本對政治失落的人與不從事政治活動的族群被動員出來，而這些人看到歐巴馬的新形象，比起老邁、無知、傲慢等形象，反倒突出，被動員出的支持率往往是情緒性感染奏效，對於日後施政上的支持，一旦恢復理性，能保有多少當初的熱情勢值得關注，畢竟在冷靜之後，許多人認為問題解決方式應當保守溫和，後悔的情緒轉成對當初熱情支持對象的抱怨，尤其當政府方面出現了具有爭議性的舉動時，這種情緒往往會被放大數倍。

歐巴碼上任之後沒多久，金融風暴使歐巴馬必須面對自己的第一張支票跳票，當布希政府不停耗費國庫之後，卻選上了一個以擴大社會補助及舉債來抒困大型企業與咎由自取的部分金融機構，這都是茶葉黨人以及保守右派作風極端化的溫床，他們只需要把問題鎖定在國庫將要在花費多少來應負這場風暴即可，這個機會同時是擴大支出，讓政府擁有對全國資產更大權力去支配、管控。這點爭議原本就是是保守黨最有力可加以反駁的政治局勢，但是金融風暴卻提供了一個有利於國家主導的大政府時代的氣氛，尤其當人民普遍感受到國家及自身的貧窮時，這也是保羅克魯曼認為的「左轉」現象，因為一個因為自由化過度產生的金融風暴，自然需要支持一個有力監控的政府。

但是問題是金融風暴真正明顯影響到民眾的時間點是在歐巴馬當選後，如果是在當選前，那麼這樣的推測是在自然不過的，但是情況是保守黨籍茶葉黨人的興起，這說明了儘管局勢如克魯曼所分析，人民對自由化的環境有所反省，但是不構成對於小政府的排斥，至少在總統大選上，並非選戰的主軸，那場選戰的主軸幾乎是建築在對布希時代的排斥，與布希時代的大政府作風的微詞所致，歐巴馬的當選並不是因為超越了膚色與種族，而是他體現出了其他候選人所沒有的親民性，但是能夠看到事後的評論指出，歐巴馬卻是個道道地地的美國白人，儘管他有比起保守黨人要開放的政治氣度與格局，換句話說，歐巴馬的勝出，與其說代表了民主黨政見路線勝利，不如說是選民對布希個人的傲慢作風的不信任投票。

加上這次金融風暴的成因，在歐巴馬大刀闊斧宣示金改決心已經一目了然，這不是一場環境的共同背景，只是一群貪婪成性的制度性犯罪，全體民眾都是受害者，這並不像戰間期的經濟大蕭條一樣，是個百廢待舉，幾乎是整體性衰竭，而非今天這樣罪證確鑿，他們會支持政府強化銀行監管這類衍生性商品的危害，但是這並不意味著政府將強化央行對金融活動的控制與掌握，這自然也不意味著政府能夠在除了金融活動以外的任何民間生活插手過多。

克魯曼相信景氣的衰敗應該會導致民眾的左傾，因為他們無法再接受社會的貧富差距拉大，看到某些人在明明不自由的經濟環境中，大談開放與自由，但是前提是這樣的衰敗還必須要建立在一個社會的公有財產已經一無所有，多數民眾已經一貧如洗，中產階層幾乎完全萎縮，而不是當這個社會還有財產的時候，卻用來拯救那些或許真的攸關國家命脈的大型企業。因為當國家還剩餘資產時，所有民眾會去爭奪這些財產的支配權，並絕對支持讓這些私人企業自生自滅。這才是極右風氣盛行的根本原因，畢竟從布希時代以來，真正牽扯著民眾的心，不是貪婪的金融肥貓，而是不停上生的債務數字，想要借用打擊金融機構的政府職能擴張，以及大舉債務赤字來拯救經濟的手法，自然會受到打擊與批判，因為時代環境根本大相逕庭。

在亞洲國家同時間競選的總統都面臨相同的危機，當政府要大刀闊斧展現大有為的形象時，感到民間的竟然出現與選舉期間截然不同的情緒氣氛，變的消極保守，不如投票選舉時的高昂、熱情。尤其在台灣的七成支持率，現今的馬總統可謂中華民國有史以來權力最大的總統，但是卻明顯的在民意支持度上，成了比陳水扁還要糟糕的跛腳總統。韓國的李明博同樣在選後的支持率上下跌甚多，令人深感諷刺的是瀕臨開戰的朝鮮危機中，民眾選擇疏遠這位總統，並認為這場危機是咎由自取，甚至是聯合美國製造的政治動作。在這段期間，台灣的馬英九與韓國的李明博都是在民眾厭惡高度政治化底下，被明顯忽略的經濟民生情況下，高度受到重視的領導者，照理說，他們應該在未來的領導過程中如魚得水，一帆風順，但是看到過程中不論是台灣還是韓國，在處理經濟的問題上，卻仍舊被冠上政治色彩的印記，甚至比起選舉前還要深刻，美牛事件、ECFA等等都是經濟議題被政治思考給架空，當然在台灣與韓國都面臨有國家主權的問題，想要脫離政治思考的經濟操作根本就是不可能。

缺乏政治妥協的政府是高效能經濟成長的保證，一如中國，或者過去的台灣，但是這就通常有了大政府的民主危機形象，今天共和黨、茶葉黨人口中歐巴馬政府的問題就在這裡，因為儘管金融風暴看起來是全球性的問題，蕭條也是全球性的景氣衰退，但是這一切都不是環境問題造成，而是具有明顯的社會衝突的意味，他們很明白今天的情況絕非偶然，也不是環境轉變所致，而是人為造成，因此政府不能夠讓這些受害者來繼續去忍耐未來復甦之前的負擔，甚至是看到那些造成今天問題得元凶仍然成為政府首要解決問題、支援的對象，也許歐巴馬懲戒金融肥貓的金改會獲得人心，但是真不是根本的問題，因為這比起過去那個浪費的政府與經濟政策才是造成今天乃至未來預期的到的蕭條、困頓的罪魁禍首。換句話說，懲治金融業，並不能轉移民眾對於真正問題的控訴。

儘管是全球性的問題，但是首要處理的還是國內的社會衝突，尤其是民主黨政府的矛盾形象，在布希政府之後，民眾需要一個能夠創造不是那樣自由過度的社會，但是也不是那個傲慢的國家領導風格，但是這根本就是矛盾的，而這個問題在其他的國家像是台灣或韓國，就變成了希望國家能夠創造更多的財富，但同時這些財富不是透過過去那種集中於某些主力產業，或許這會比較快速的換得經濟的成長與復甦，但是代價就是比起以前更尖銳對立的社會衝突，尤其當成效無法立竿見影時，如果政府的作法認為必須要勇於承擔民眾的罵聲，而不去疏導，通常衝擊會比起平常時期要來的大些，因為他們誤判了民眾對於經濟民生議題的看法與作法，因為這個時候，比起均富，他們更敏感於均貧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