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洛奇

G20峰会面临新的定位与政策的转型。西方绝对不会轻易放弃对G20的主导权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黄海霞

　　6月底将在加拿大举行的第四次G20峰会，再度引起全球高度关注；而将在G20前一天召开的G8，这个曾经风光无限的八国首脑会议，有史以来第一次套在别的会议里开——世界格局的变幻已是尽在不言中。

　　“G20峰会一年之内取得的成就超过G8峰会25年的总和。一反过去七国制定世界金融规则的状态，参与制定新规则的国家不断增加，参与的深度与广度不断刷新，”上海国际金融学院院长、国际金融中心协会主席陆红军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作如上表示。

　　“按照G8那种方式，已经不能解决当前出现的很多问题。这就是为什么华尔街金融危机导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布什那么一个相信自由资本主义的共和党人，要把这些发展中国家召集在一起，也就是间接地承认了，靠G8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了，”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庞中英对本刊记者说。

　　G8和G20很“纠结”

　　G20峰会已经开了三次，国际上不少人认为G8已是“明日黄花”，应该退出历史舞台了。“G8里除了美国，其余的国家都很纠结，他们不希望G8消失，尤其是日本和德国等，他们不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因此G8对他们非常重要，”庞中英分析说。

　　他坦言，“G20取代不取代G8，那是G8国家的事情。现在美国想的主要是G20，而不是G8，因为在中国、印度和巴西等国崛起的情况下，G8的局限性更加明显。所以，G8存废问题不重要，重要的是G20将怎么发展。”

　　1975年，由美国总统提议，法国总统响应，召开了5个国家的会议，主要是研究世界经济的状况和协调宏观政策，后来，日本、加拿大加入，形成了G7。

　　此后到1980年代，G7相当辉煌，成为“富人俱乐部”；在经济事务当中，它被视为相当于联合国安理会。然而，1990年代以后，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崛起以后，世界经济的成分和性质发生了变化，不再是资本主义控制的那种经济模式，而是好几种模式都在成长当中。

　　陆红军也认为，从G8到G20的转折，符合当前全球经济金融格局转型的状态。此次金融危机反映出欧美国家尤其是G8的金融体系有问题，已经没有公信力来制定全球经济的一些游戏规则。随着新兴经济体不断发展壮大，其相对实力和相对健康稳定的金融体系的优势开始体现出来。目前G8的形态虽然还存在，但其功能、影响力和话语权明显减少，其活动一般也局限于内部协调。

　　“但是，还不能说他们完全退出，这些老牌发达工业国家有着历史悠久根深蒂固的共同利益，在深层次的根本利益上他们还是共同体，”陆红军强调说。

　　据庞中英分析，此次在加拿大同时开G8和G20，既是偶然的，又是必然的。偶然是指加拿大今年要承办这两个会，为了压缩开支，于是把两个会放在一起开。必然是指西方国家希望G20由他们来主导和控制，所以在G20峰会召开之前他们要先商讨对策。他们认为有了G20以后，不是由此取代了G8，而是更需要他们来协调了。

　　“G8不会被放弃，因为它是西方在G20中讨价还价的依托。G20内部的G8和新兴大国的界限，如同气候谈判中的南北界限一样分明。今明两年的G20峰会主办国分别是加拿大、韩国和法国，全部都是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家，而加拿大和法国则是G8成员，法国更是G8的创始国。西方绝对不会轻易放弃对G20的主导权，”庞中英说。

　　解“近渴”和供“远水”

　　从2008年9月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到2009年9月，一年之内20国首脑开了3次峰会，史无前例。而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全球经济形势的改善能达到目前这个程度，G20无疑功不可没。

　　陆红军对G20的发展轨迹进行了梳理。第一次华盛顿会议是一场金融保卫战，是“三无会议”：无准备、无方案、无协调。从2008年10月18日萨科齐对小布什提出建议，到11月15日会议召开，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非常仓促。这一次峰会重在抗危。

　　第二次G20伦敦峰会重在疏导，主要议程是反对各种保护主义，改革金融监管体系和新兴经济体在国际组织中的地位。

　　第三次G20匹兹堡峰会重在如何复苏与坚持改革金融体系，继续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在这次峰会上，G20被正式确定为世界主要国家、主要经济体进行“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论坛”。

　　“华盛顿峰会为全球协调应对金融危机奠定了基础；伦敦峰会成为金融危机发展的重要转折点；匹兹堡峰会则标志着危机后全球经济新秩序的诞生，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未来将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更大影响力，”陆红军作此结论。

　　庞中英认为，G20要把提供“远水”和解决“近渴”结合起来。“远水”就是关于世界根本发展方向的解决方案。G20应该是进行世界“大谈判”的场所，本着开放的原则，包容各种各样的全球治理方案，以寻求大妥协为谈判目标。“近渴”就是关于眼下世界面对的紧迫问题的解决方案，这些方案可能不利于甚至与长远的全球目标相冲突。G20应该协调眼下方案与长期方案的矛盾，否则，非但不能解决“近渴”，因为失去“远虑”，反而加剧“近忧”。

　　第四次G20峰会召开在即。时隔9个月之后，全球经济形势急转，第一波金融危机已经稍有平息，又出现第二波主权债务危机。“危机并没有结束。下一步复苏的支撑点在哪里？谁来出这个钱？如何解决产业政策问题和新的经济金融平衡问题？”陆红军认为，前三次会议是一个阶段，是应对第一波的金融风暴，平稳了金融体系，但是没有解决核心问题，所以本质问题在第四次会议召开前夕暴露出来。第四次峰会将面临新的定位与政策的转型。

　　“G20后面的路不太好走。成员越来越多，分歧也越来越多，”庞中英分析说。危机时代大家容易达成共识，比如实行经济刺激计划，意见容易一致，但现在讨论何时退出，就各唱各的调了。欧洲是主权债务危机，美国是就业问题。大家都要刺激内需，都害怕市场被别人占领，都搞保护主义，所以合作的势头实际上是在下降，协调起来也更加困难。盈余国家不愿意刺激消费，而赤字国家则在积累难以持续的公共债务。

　　陆红军认为，G20峰会是一场美国的实用主义、欧洲的现实主义和新兴国家的实务主义的博弈，本质上是发达国家、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调整与财富重组。

转型的新挑战

　　当今世界，越来越多的多边外交峰会令人目不暇接。会前举世瞩目，但会后领导人达成的多边协议到底落实了多少呢？多边主义的效用不理想是一个普遍问题。G20如何汲取教训，避免成为新的“无效的多边主义”，而成为21世纪“有效的多边主义”的典范？

　　“G20的主要目标是解决在国际相互依存加深、多极世界初步成型的背景下国际体系如何变革、全球如何治理的问题。这种变革和治理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是，G20至少要为未来的世界制定正确的路线图，并按这个路线图前进，”庞中英说。

　　首先，G20是非正式的，不是也不应该取代正式的联合国安理会、世界贸易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的地位，但是，G20又不能过于非正式，要尽可能地代表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利益和愿望，要达成实际上具有一定约束力的协议，且要执行，否则，议而不决，决而不行，时间一长，G20就会被慢慢地无效化，甚至被其他更有效的机制取代。

　　其次，G20不能变成大国争斗的新的名利场，而要抓住历史的机会，在推动一系列决定世界前途、命运的全球多边进程中发挥中心的带头作用。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最近公布的一项研究报告认为，G20应该模仿G8的模式，比如设立专职的准备峰会的人员；在峰会前，要召开一系列的财长央行行长会、国务委员和外长会议；以发表“行动计划”代替联合公报，有效落实G20领导人提出的共识和协议。

　　这份报告把G20的领导结构问题看得比较重要，因为这是决定G20方向的关键环节。报告建议，G20要设立一个类似欧盟“三驾马车”那样的领导结构：本年度轮值主席国(如目前的韩国)和前两次轮值主席国(如英国和美国)组成“三驾马车”发挥领导作用。以后类推。这样将使美国在未来两三年确保留在G20的领导结构中。

　　“机制化问题不能由西方主导。在‘后危机’时代，G20能否变成全球经济谈判的妥协点和均衡点，能否成为世界经济新秩序的基础机制，尚需观察，”庞中英如此认为。

　　即将召开的第四次峰会不只是宣告了20国峰会机制的正式建立，而且宣告了治理世界经济的模式开始变性了。“我们今年看不到明年看不到，但是，过了5年、10年以后，它的意义可能就非常明显，就知道今年的峰会确确实实是一个新时代面貌的开始，”庞中英说。

　　G20的中国角色

　　当今世界，一个大国如果不能参与或共同主宰全球金融，无疑是不能稳定与主宰本国经济与社会的。“中国从G20华盛顿峰会上的参与权，到伦敦、匹兹堡峰会的话语权，以及哥本哈根会议上的倡议权，显示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全方面驾驭能力，”陆红军说。

　　他进一步分析说，中国要维护好国家的核心利益。在话语权方面，从有限的话语权到有效的话语权，要加强投票权，争取否决权。要运用自己的优势，一方面保护国家的核心利益，一方面继续推动全球金融体系的改革。要高度警惕欧美国家在解决自己问题的同时，把他们的困难转嫁给新兴经济体，这是一种新的博弈。

　　“中国在G20中应扮演5种角色：全球金融新秩序的倡导者，国民利益的维护者，不同失衡国家间的协调者，恢复世界经济的组织者，发展中国家的辩护者，”陆红军建议说。　

　　庞中英也认为，从中国的角度看，G20无疑是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体系变革”的最重要平台之一。要提出具体的中国倡议，包括如何机制化G20。

　　“中国只是一个参加者，目前还谈不上主导地位。既不高调也不低调，不再是韬光养晦，而是有所作为。要把G20看作是国际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标志往前推，”庞中英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