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西方知識界重要事件綜述
4. 英國知識界反對“弱智化”的文化戰爭
但英國人其實並不缺乏自我反省。肯特大學社會學家弗蘭克·富瑞迪(Frank
Furedi)在9月推出一部新書,題為《知識份子都到哪里去了?對抗21世紀的庸俗主義》,聲稱以追求真理和介入公共事務為使命的知識份子正在英國消失,而一種“弱智化”(dumbing
down)的文化正在蔓延,庸俗主義(philistinism)充斥著整個從學術、藝術到文化的各個社會生活領域。但富雷迪攻擊的目標並不是平庸的大眾,而是所謂“文化精英”及其主導的文化體制。他認為,在時尚而膚淺的文化多元主義以及後現代主義的影響下,文化精英越來越倡導“容納”精神和政策,使大學教育向邊緣和弱勢群體開放,但這種容納開放逐漸演變成了對學生的“迎合”,代替了嚴謹的知識要求,導致整個教育自上而下的平庸化。當今的大學(甚至包括牛津和劍橋這樣的英才重鎮)的教育標準嚴重沉淪,“為知識而知識”或“為藝術而藝術”的純粹追求已經成為一種恥辱,淺薄的工具主義和實用主義政策使整個年輕一代陷於“弱智化”的文化氛圍之中。
著作出版後,左翼理論家伊格爾頓在《新政治家》發表書評,稱這是一部“極為重要的著作”(vitally important book)。保守派哲學家斯克儒頓(Roger Scruton)在《泰晤士報》的文章上也支持富瑞迪的觀點,雖然對他“知識份子”一詞的含義有所保留。《衛報》、《觀察家》、《高教紀事》以及許多網路雜誌都紛紛評論,參與這場所謂反“弱智化”文化的辯論。有批評者指出富瑞迪具有反民主的精英主義傾向,對此富瑞迪在接受採訪中聲辯說:民主絕不僅僅意味著包容多數,是為了包容在有價值的目標之中。而“弱智化”的文化將使我們都被包容在一種共同的庸俗之中。對當代文化“平庸化、粗俗化和弱智化”傾向的抨擊是保守主義者的老生常談,在公共知識界也不是一個新鮮話題。而富瑞迪本人曾在1981年參加創立英國“革命共產黨”,屬於左派中堅人士。這場反“弱智化”的辯論雖然涉及政治,但根本的分歧發生在知識戰線,是堅持“真理標準”的傳統派對激進多元主義的先鋒派的一次宣戰。
5. “政治正確”的迷失邊界:沃爾夫對布盧姆的指控
文化先鋒人士——比如女性主義者,如果一味糾纏“政治正確”的細枝末節,勢必消解政治與非政治的界線,也最終會迷失政治鬥爭的重心。今年2月的一起“性騷擾指控”由於涉及兩位文化名人,一時成為美國知識界的熱門話題。指控者沃爾夫(Naomi Wolf)曾發表《美麗神化》(The
Beauty Myth)一書,揭露資本和男權如何在瘦身美容工業中合謀,製造出美麗的流行標準反過來統治女性自身,成為女性主義批評的暢銷著作,沃爾夫也因此名聲鵲起。而被指控者布盧姆(Harold
Bloom)是美國經典文學理論的泰斗、耶魯大學明星教授,著有《西方正典》(The Western Canon)等20多部學術專著。沃爾夫在《紐約》雜誌發表文章,聲稱在1983年就讀耶魯期間,布盧姆教授一次在她的住處與她共聚晚餐,曾把手放在她的大腿內側。這對她造成了精神創傷。但她同時言明,重提20年的舊事並不是要提出法律訴訟,也不是針對布盧姆本人,而是出於道義來敦促耶魯大學確立嚴格的投訴保護機制。而布盧姆回絕了所有傳媒的採訪,一直保持沈默不予置評。
然而,沃爾夫並沒有贏得多少輿論的同情。許多論者對她指控的動機與可信性提出質疑。更重要的是,一些學者借此批評美國女性主義的走火入魔。英國著名女性主義者威廉姆斯(Zoe Williams)在評論中寫道,“男女同工同酬的問題永遠不會過時。但是,將每一個曖昧的身體姿態都加以政治化還好像我們都在肩並肩地反對心懷惡意的男人——這絕不是女性主義”。她的意思可作如是解讀:政治正確是要的,但要放在真正重要的政治問題上。
6. 亨廷頓新作引發爭論
亨廷頓就不怕“政治正確”的威脅,在嚴重的政治問題上敢於放膽說“反動話”。他在今年5月出版的新著《我們是誰?對美國民族認同的挑戰》,像是“文明衝突論”國內演繹版。認為來自南美的大量西班牙裔移民與其他外來人口不同,他們與故國具有很強的文化紐帶,難以融入美國的“大熔爐”,這使美國日益分化為兩種文化、兩種語言和兩個民族,對美國的民族認同構成了嚴峻的挑戰。
在亨廷頓看來,美國文化的核心就是英國新教徒的價值觀念,這種文化包括職業道德規範和個人主義、英國的語言、法律制度、社會制度和習俗。他在接受《紐約時報》採訪時坦率地表示,如果最初在美國定居下來的人不是英國人,而是法國、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新教徒,美國將不會這樣一個國家,而可能是魁北克、墨西哥或者巴西。亨廷頓的新論點受到了廣泛的關注與評論。有人讚賞他不顧“政治正確”教條的威脅,公然討論商界和政界出於自身利益而不敢觸及的問題。有人指出他將盎格魯-新教主義(Anglo-Protestantism)作為美國正統文化代表的偏頗與狹隘之處。也有評論認為,亨廷頓觀點表明了他自己對美國文化固有的包容與寬容能力缺乏信心。還有一些更為激烈的批評,認為這是一種“帶著面具的種族主義”論調。亨廷頓的反動言論遭到許多抨擊,但他並不是布希先生的盟友,而是克裏的要好鄰居,自稱“保守的民主黨人”。這位老派政治學家固執地相信激進多元主義是一種知性與政治的迷失,堅持美國需要維繫一個明確的文化傳統,否則會陷入國將不國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