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洛奇

2005年西方知識界重要事件綜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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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薩特百年誕辰紀念

　　今年6月21日是讓-保羅·薩特的百年誕辰，法國國立圖書館舉辦了大型紀念展覽，歐美各地為此舉行許多討論會，出版了關於薩特的新書或是特輯，報刊媒體也紛紛發表文章，紀念這位20世紀影響卓著的哲學家、作家和公共知識份子。英國《獨立報》稱，薩特在去世25年之後迎來了影響力的“第二波”，因為他的著作與政治生涯對於當代仍然具有高度的相關性，他的思想也仍然會引發爭論和新的理解。美國學術紀念討論會的主席Scott
Mclemee指出，如果薩特的思想遺產曾一度被視為因冷戰而衰落，那麼現在它顯得與我們所生活的世界越來越相關。薩特的著作中對於系統性的暴力、尋求解放的鬥爭以及恐怖主義的論述現在重新回到了人們的視野之中。當然，薩特的思想總是具有爭議。美國著名作家諾曼·梅勒（Norman
Mailer）認為，薩特倡導的政治理想由於缺乏道德或宗教的指南而陷入了永無根基的虛無病症之中，最終將會走向危險的死胡同。《國際先驅者論壇報》的文章指出，法國在薩特去世之後出現了幾位重要的思想家，似乎早已取代了薩特的地位，但今天人們仍然懷著極大的熱忱紀念薩特，這是由於他的著作涉獵極為廣泛的領域，今天的年輕人總是可以從中找到與自己相關的思想線索，而更為重要的是，薩特思想所處理的一個重要問題——我們的生活是自己選擇的結果，還是被我們不可控制的環境所決定的？這仍然是當代人類精神中一個最令人困擾卻又是最富有感召力的問題。

　　2. 安德森批評“自由左翼”的國際政治理論

　　新左派首席理論家安德森（Perry Anderson）在他主編的《新左派評論》（2005年第一期）上發表長達15000字的論文，題為《武器與權利——戰爭年代中的羅爾斯、哈貝馬斯和波比奧》。這篇文章明確針對當代西方三位最重要的自由左派理論大師——美國的羅爾斯、德國的哈貝馬斯和義大利的波比奧（Norberto
Bobbio），討論他們在冷戰之後的十年中對國際秩序和正義問題的論述，對他們試圖繼承康得“永久和平”理想而重建當代國際秩序的理論學說做出了尖銳的批評。安德森的文章主要在政治哲學的理論層面（比如康得的理想與當今世界權力結構之間的矛盾）展開，同時也分析了三位理論家各自的成長歷史對他們世界觀形成的影響。認為他們的理論建構工作不僅無法實現永久和平與國際正義秩序的理想，反而掩蓋了美國以及國際強權對地域衝突和非正義的干涉，他們的努力在無意之中可能淪為國際霸權的理論工具。安德森的這篇文章可能顯示了新左派理論發展的一個動向，表明批判的物件不只限於右翼的保守派和自由派思想，而且也要揭露那些被稱為具有左翼傾向的自由主義論述。我們至今還未讀到哈貝馬斯對此做出的任何直接回應（羅爾斯和波比奧已經去世），這篇文章發表之後也沒有引起廣泛的討論。英國政治哲學教授伯塔姆（Chris
Bertram）在網路上撰文對此文提出批評，引述具體文本指出安德森對羅爾斯的誤讀與曲解，認為這篇文章是傲慢而充滿偏見的，這妨礙了他對三位重要的哲學家做出任何內在的具有同情性的解讀。

　　3. 新教皇對理性與宗教的看法引起爭議

　　《邏格斯》（Logos）期刊今年春季號發表了新教皇本尼狄克十六世的一篇文章。這篇文章為紀念二次大戰盟軍諾曼地登陸60周年而作，在“尋求自由”的標題下抨擊了“墮入病態的理性”與“被濫用的宗教”。他在論及西方民主與伊斯蘭恐怖主義的衝突時指出，重要的問題是重建理性與宗教的關係。啟蒙理性反對原教旨主義的狂熱宗教信念，但目前理性與宗教兩方面都出現了病症。一面是伊斯蘭世界對宗教的濫用威脅著世界和平，另一面是西方的病態的理性瓦解了信仰，在此教皇明批評了德里達的“解構主義”思想，認為德里達解構“好客”（hospitality）、民主和國家，最終也解構了恐怖主義的概念，剩下的只有理性的消散，使所有確定的有效價值，所有堅持理性真理的立場都變成了原教旨主義。在教皇看來，理性和宗教的兩種病症都妨礙了我們尋求和平與自由。《邏格斯》在同期刊登美國政治學家伯魯納（Stephen
Eric Bronner）教授的反駁回應文章，認為教皇的論點表達了重新肯認歐洲“基督教之根”的願望，這反映了許多保守主義者和原教旨主義者的觀點。而教皇所期望的“重建理性與宗教之間的平衡”實際上是在提議：要在東方世界多一些世俗理性，在西方世界多一些宗教信仰。伯魯納指出，妨礙自由與和平的原因並不是所謂“文明的衝突”，真正的衝突也不在西方與非西方之間，而是發生在那些世俗自由國家以及多元公共領域的支持者與那些意欲將自己的宗教信條強加于他人的原教旨主義者之間。

　　4. 西方公共知識份子評選

　　美國《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與英國《視野》（Prospect）聯合發起“當今世界最重要的公共知識份子”讀者評選活動，讀者通過網路投票，在100位元候選人中選出5位。候選名單中有5位華人上榜：經濟學家樊綱、小說家高行建和哈金、外交政策分析專家王緝思、政治學家鄭必堅。評選活動收到兩萬多張選票，於今年10月公佈了評選結果。當選前五位的知識份子是：語言學家喬姆斯基（Noam
Chomsky，4827票），學者兼作家艾柯（Umberto Eco，2464票），生物學家道金斯（Richard Dawkins，2188票），捷克前總統、作家哈威爾（Václav
Havel，1990票）和英國作家希欽斯（Christopher Hitchens，1844票）。希欽斯曾是左翼的托洛斯基主義者，而近10年來轉向攻擊西方左派在巴爾幹半島、阿富汗和伊拉克問題的立場，並強烈支持布希的“反恐戰爭”。在前20位的名單中，思想大師哈貝馬斯以1639票名列第7，經濟學家阿瑪蒂亞·森（Amartya
Sen）以1590票名列第8，歷史學家霍布斯鮑姆（Eric Hobsbawm）以1037票名列第18。評選結果公佈之後，歐美許多報紙發表評論，認為評選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知識大眾的選擇，但有頗多偏差，特別是非英語世界的人物被嚴重低估，法國只有一位知識份子——鮑德里亞（Jean
Baudrillard，名列第22）——進入了前40位的名單之中。

　　5. 保羅·利科去世

　　法國哲學家保羅·利科（Paul Ricoeur）於5月20日與世長辭，享年92歲。這位20世紀偉大的思想大師足跡遍及歐洲和北美的一流大學，曾任教于巴黎索邦大學、耶魯大學、芝加哥大學等，去年去世的德里達曾擔任他的助教。利科一生共發表了30多本著作和500多篇論文：在哲學領域的代表作有《意志哲學》《解釋的衝突》和《接受現象學的薰陶》等，利科把現象學和詮釋學相結合，開創了意志現象學，強調人的意識中的自願活動與非自願活動之間的聯繫；他還以歷史哲學家的身份對歷史進行研究，著有《歷史與真理》《記憶、歷史與遺忘》等書；他的《活的隱喻》贏得了學術界的高度讚賞，所提出的“隱喻的真理”概念為修辭學提供了深刻的思考方式；他還以《惡的象徵》《思考〈聖經〉》等書開闢了宗教詮釋學的全新視野。2000年，利科獲得了享有盛名的京都獎（Kyoto
Prize）；2004年11月，他被美國國會圖書館授予有人文領域的諾貝爾獎之稱的克魯格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