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洛奇

2007年西方知識界重要事件綜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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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50年：紀念與沉思

　　1849年8月法國作家雨果在巴黎和平大會的開幕詞中，想像了未來歐洲“將會來臨的那一天”：“到那時……所有歐洲的民族，在保持各自獨特品質和光榮個性的同時，將會緊密地融合在一個更高的整體之中，將形成一個歐洲的兄弟同盟……到那時，僅有的戰場是展開貿易的市場以及開發思想的心靈。到那時，子彈和炸彈將被選票所取代、被各民族人民的普選投票所取代、被一個偉大主權議會的莊嚴裁判所取代。”在歷經了20世紀更為慘痛的戰爭創傷之後，歐洲的發展似乎走向了雨果所夢想的前景。1957年3月25日《歐洲經濟共同體條約》在羅馬簽署，這一年也被視為歐盟的誕生之年。今年是歐盟成立50周年，歐洲各國舉辦了難以計數的各種紀念活動與學術討論。

　　5月9日是“歐洲日”，當天10多位歐洲的諾貝爾獲獎者聚集在布魯塞爾的歐洲議會大廳，在歐盟議會主席珀特林（Hans-Gert
Pöttering）的主持下，對歐盟的過去、當下和未來展開討論。他們普遍讚賞歐盟是人類解決衝突與和平合作之文明成就的典範，但同時分別指出了歐盟在未來發展中需要認真對待的問題，包括歐洲內部的語言壁壘，歐洲精神世界受到物質主義的衝擊，以及歐盟與世界其他地區的關係。3月14日英國倫敦經濟學院（LSE）與《金融時報－商業》（FTB）等聯合舉辦了主題為“歐盟：未來50年”的大型討論會。邀請了歐盟27個成員國的50位著名政治家、學者、教育家、藝術家和商業領袖，就歐盟的未來展開辯論，會後出版了文集《歐盟：未來50年》，由德國總理、現任歐洲理事會主席默克爾和歐洲委員會主席巴羅佐作序，倫敦經濟學院院長大衛斯爵士（Sir
Howard Davies）撰寫導言，收錄的文章大多極其富有洞見和啟發性。

　　3月23日哲學家哈貝馬斯接受德新社記者的訪問。在這篇題為《歐洲現在需要什麼？》的訪談中，哈貝馬斯對歐盟發展的現狀發表了審慎的分析，認為當務之急並不是確立更為雄心勃勃的目標，而是在歐盟內部完善治理和發展政治行動的能力。他指出，《歐盟憲法條約》被法國和荷蘭這兩個歐盟創始成員國的全民公決所否決，但這不意味著深化歐盟發展的阻力來自人民。實際上，在大部分成員國中存在著支持鞏固歐盟的“沈默的大多數”。哈貝馬斯建議，在2009年的歐洲選舉中，應該以全民公決的方式讓公民來決定：歐盟是否要有直選的總統？是否要有歐盟自己的外交部長和金融基地？與此同時，這種全民公決應該只對那些國內多數公民已經投票支持歐盟改革的成員國具有約束力。如果全民公決獲得通過，那將會打破目前那種由最保守遲緩的國家來限定整個歐盟發展步伐的僵局。

　　宗教與政治：神學靈光的再現

　　馬克·里拉的《上帝的政治》一文發表在8月19日的《紐約時報雜誌》，當期的封面以大號字體摘錄了文章的要義：“神學的思想仍在燃燒著人們的心靈，鼓動起能將社會置於毀滅的救世之激情——這在我們西方人看來是不可思議的。我們已經認定這不再成為可能，認定人類已經學會了將宗教問題與政治問題相分離，認定政治神學在16世紀的歐洲已經死亡。但是，我們錯了。我們才屬於那種脆弱的例外。”這篇文章選自里拉9月份出版的新著《夭折的上帝》（The
Stillborn God）。其核心命題可以稱之為“西方例外論”，認為在人類文明的大部分歷史和大部分地域中，神學是政治秩序的基礎。而以正教分離和憲政為基礎的西方現代政治是一種歷史的偶然和例外，始於歐洲在歷經慘痛的宗教戰爭之後的一種應對抉擇——所謂政治與神學的“大分離”（the
Great Separation），其基本理念源自霍布斯的政治哲學，《利維坦》將變換了政治的主題，著眼於“心理學”而放棄政治神學。但政治哲學從來沒有馴服政治神學。正教分離的共識是不僅是脆弱和不穩定的，而且是一個特例。西方人如果以為自己的現代世俗政治具有普世性的效力，並向非西方文明推廣將是災難性的錯誤。文章和著作發表之後立即引起的熱烈的爭論，里拉本人在報刊與廣播媒體上頻繁接受訪問。馬克·里拉在芝加哥大學社會思想委員會任教8年之後，今年開始在哥倫比亞大學擔任人文與宗教學教授，重返作為美國思想文化中心的紐約（他曾在紐約大學政治學系執教10年），再度活躍於公共思想界的辯論。

　　幾乎同時出版的，還有哲學家查理斯·泰勒長達近900頁的新著《世俗時代》（A
Secular Age），通過浩瀚而複雜的思想史考察中，探討“世俗化”（信仰上帝不再是唯一的生活方式）作為一種新的“社會想像”是如何在歷史中形成的，其中也以大量的篇幅處理了政治世俗化的問題。今年初，拉辛格（Joseph
Ratzinger）與哈貝馬斯合著的《世俗化的辯證法：論理性與宗教》英文版出版，這與其說這是哲學與宗教之間的爭論不如說是兩者之間的合作。哈貝馬斯呼籲“世俗社會要獲得對宗教信念的新的理解”已經不再讓人驚訝。早在三年前他在與拉辛格大主教（如今已是教皇本16世）對話之後所寫的文章中就語出驚人：“基督教（而不是別的什麼）才是自由、良心、人權和民主的最終基礎，是西方文明的基準。”隨著911事件之後世界格局的變換，歐美公共討論中宗教話語日漸活躍與強勁，政治與宗教的關係也成為當今西方思想界最為關注的主題之一。

　　委內瑞拉政局引發的討論

　　拉美持續幾年的“紅色風暴”今年遭遇到新的挑戰。查韋斯的修憲提案在委內瑞拉國內引起巨大爭議，甚至導致了以青年學生為主體的10多萬人的示威抗議。12月2日全民公決的結果否決了查韋斯的提案，委內瑞拉的局勢與未來變得撲朔迷離。11月30日耶魯大學“拉美與伊比利亞研究會”舉辦“委內瑞拉的玻利維亞革命”國際研討會。會議由耶魯大學和紐約大學的兩位元著名歷史學家發起組織，邀請了來自不同國家的學者、政治家（包括委內瑞拉駐美大使）和社會活動家，旨在對委內瑞拉問題展開獨立的學術性討論。有學者高度肯定了草根性社會運動在確立玻利維亞革命的道路中所發揮的重要作用。也有學者指出，委內瑞拉的經濟過度依賴國際市場的石油價格，這本身使這場社會主義運動陷入了與資本主義生產與消費模式的緊密糾葛之中，暗含著巨大的潛在風險。這次會議展示了真正具有思想性的辯論，揭示出玻利維亞革命所包含的可能與局限，與主流媒體的危言聳聽形成了明顯的反差。

　　西方左翼學者對委內瑞拉局勢更為關注。齊澤克在11月15日《倫敦書評》上發表文章，批評當今“後現代左翼”的所謂抵抗策略傾向於放棄爭奪國家權力，實際上是一種“投降”。他高度讚賞查韋斯奪取國家權力的革命運動，認為這雖然具有風險，卻開啟了一種新形式的政治可能。英國新左派領袖人物阿裏（Tariq
Ali）在委內瑞拉全民公決之後立即撰寫文章，指出當下對修憲的辯論過多地集中在取消總統連任限制的爭議上，而沒有足夠重視修憲提案中“走向社會主義國家”的問題，特別是沒有在草根層面上對此展開辯論，公民沒有充分參與討論來界定什麼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如何界定社會主義經濟和社會主義民主，這恰恰是修憲流產的經驗教訓。但阿裏堅信，查韋斯是一個真正的戰鬥者，只要總結經驗把握時機，在他任期結束的2013年之前一定會有新的轉機。顯然，對西方左翼來說，查韋斯革命代表了一種希望——在冷戰之後第一次誕生一個新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希望，因而對此寄予了熱忱的期許。

　　“大屠殺工業”與學術自由

　　芬克爾斯坦（Norman Finkelstein）於1988年在普林斯頓大學獲得政治學博士學位，二十年來的學術生涯一直處於爭論的漩渦之中，因為他的研究著述對大屠殺歷史的主流論述提出了尖銳的挑戰。芬克爾斯坦並不像少數右翼人士（如英國的大衛·歐文）那樣否認歷史上發生過納粹對猶太人的大屠殺（他本人是猶太裔，其父母就是大屠殺的倖存者），但他認為大屠殺的真實歷史在主流媒體的敍事中已經被篡改和編造，成為他所謂的“大屠殺工業”（the
Holocaust Industry），被猶太精英權力集團所利用，服務於以色列的猶太複國主義意識形態和美國的中東政策。芬克爾斯坦通過大量著述和公開演講長期致力於揭露批判“大屠殺工業”的騙局，其主要論敵是哈佛大學法學院資深教授兼律師德肖維茨（Alan
Dershowitz）等作者，而著名學者和異議知識份子喬姆斯基一直是芬克爾斯坦最強勁的支持者。

　　芬克爾斯坦曾在幾所大學任教，今年已經54歲卻仍未獲得終身教職（tenure）。今年初他在任教已6年之久的德保羅（DePaul）大學提出終身教職申請，雖然獲得院系一級的多數支持，卻遭到大學“晉升與終身教職委員會”的否決，其主要理由是芬克爾斯坦的著述對其他學者進行了言辭激烈的個人攻擊，將學術問題變成簡單的立場對立，不符合專業的學術標準。芬克爾斯坦堅持認為校方受到了外界壓力的干涉，是對學術自由的嚴重侵犯，表示要以“公民不服從”的方式予以抗議，校方則取消了他原本在下一學期開設的課程。這立刻引發了學術界激烈的反應與辯論，成為所謂“芬克爾斯坦事件。”在經過兩個多月爭論與談判之後，德保羅大學與芬克爾斯坦之間達成協定解決方案。在一項聯合聲明中，雙方表述了各自的立場，協議以芬克爾斯坦的辭職而告終，但未公佈學校給予他的賠償。芬克爾斯坦事件究竟意味著什麼？在喬姆斯基等人看來，這無疑是美國精英勢力打壓異端思想、踐踏學術自由的又一例證。10月12日芬克爾斯坦與喬姆斯基和英國新左派主要代表阿裏（Tariq
Ali）等一起參加了在芝加哥大學召開“保衛學術自由”會議，繼續反思在保守派精英集團的壓制下如何維護學術自由的問題。而另有一些學者對芬克爾斯坦著述的學術品質有相當的保留。早在《大屠殺工業》一書剛剛出版的7年之前，布朗大學著名歐洲史家巴托夫（Omer
Bartov）就在《紐約時報書評》發表文章，批評芬克爾斯坦恰恰與他所指控的“大屠殺工業”的媒體製造者一樣，同樣在論述中充滿了刺激性的修辭、自鳴得意的道德和知識優越感，同樣是對歷史事實的漠視以及混亂與可疑的闡釋。巴托夫在最後指出“現在可以說，芬克爾斯坦已經創建了他自己的大屠殺工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