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洛奇

2008年西方知識界重要事件綜述 
 

1968激進運動：40周年的紀念與反思

　　1960年代是激進政治與文化反叛的狂飆時代，新左翼運動在1968年達到高潮，隨後開始走向衰落。在40年之後，歐美知識界與傳媒對1968年的紀念活動再度活躍。BBC第四台推出系列紀錄片，從多個角度討論1968年運動。[12]其中4月30日播出的《1968：哲學家走上街頭》（1968:
Philosophy in the Streets）採訪了Alain Badiou、Étienne Balibar、Simon Critchley和Slavoj
Zizek等著名左翼學者，回顧“五月風暴”期間哲學家如何走出象牙塔參與運動，思想革命的風潮從巴黎傳向世界。6月19-22日在芝加哥召開的 “2008社會主義大會”（Socialism
2008）上，來自世界各地的左翼活動家熱烈討論如何繼承1968年的革命傳統，在當下的資本主義危機中復興社會主義的政治運動。[13]

　　2008年春季號的《異議》推出“1968專題討論”[14]，邀請10位著名左翼作家和知識份子探討1968年的遺產。Robin
Blackburn（《新左派評論》前主編、紐約社會研究新校教授）指出，當時的運動雖然遭到挫敗，但表面上獲勝的反動勢力（戴高樂、尼克森和勃列日涅夫）已經成為行屍走肉。而“變革精神的覺醒”作為1968年的重要遺產留存下來。今天與40年之前的不同之處在于，當年高喊的“革命”實際上意味著“變革
”，而今天呼呼“變革”的力量可能會讓正義立於世界之巔。Michael Kazin（喬治敦大學教授）認為，在美國68年後的左翼力量基本掌控了好萊塢和大學這兩大堡壘，通過教育界和傳媒，對公共文化產生了巨大衝擊，最近的美國總統大選反映了這種影響。Mitchell
Cohen（《異議》共同主編）通過對運動歷史的反思，主張當代左翼要學著同時成為“六八年一代”和“妥協的社會民主派”，這意味著結合抗議性的社會運動和制度性的民主參與，來推動進步的政治事業。Michael
Walzer（《異議》共同主編）指出，左派在今天與40年前面對一個同樣的挑戰，那就是如何“堅持反潮流的觀點且同時與人民大眾保持聯繫”。他認為正確的戰略是著眼於日常政策問題。而Ralf
Fuecks（德國綠党前主席）也認為，在日常實踐中發現政治，從內部和底層著手切實改善社會，也是1968年的重要遺產。

　　“1968年的意義”之所以一言難盡，因為這場運動從來不是統一同質的現象，而具有多樣複雜的面向，在世界範圍也存在地域的差異。1968年的教訓和成就同樣明顯。一方面，這場革命並沒有如其所願地根本改變資本主義世界的政治和經濟制度，甚至在1968年之後出現了保守主義勢力的強勁回潮，主導了40
年來的西方政治和經濟生活。另一方面，“六八年一代”在文化變革方面獲得了巨大成就，始終在公共領域的民主辯論中發出“批判性的異見”，在種族、人權、社會正義與平等、女權、同性戀和身份認同等問題上改寫了主流價值觀念。

　　數碼時代的文化愚昧

　　最新一輪的技術革命（電腦、互聯網以及各種多媒體數碼通訊技術）與人類歷史上曾有過的科技突破一樣，正在改變我們的文化。但是，知識界對這場“文化範式轉換”造成的文化衰落卻一直存在憂慮。2008年出版的幾部著作則發出更為迫切警告：“E世代”的青年可能正在走向新的文化愚昧。這些著作引起廣泛而熱烈的討論。

　　美利堅大學語言學教授Naomi S. Baron的《總是開著：線上與移動世界中的語言》[15]，以長達十年的研究，揭示了網路和短信文體對書寫語言的衝擊。數碼時代強化了年輕人對語言規範
“無所謂”的態度，結果削弱了學生寫作正規文本的能力。而且，越來越多的人以“虛擬關係”代替直接交往，使人變得隔絕、專注於自我。而最有危害的是，由於 “總是開著”（各種設備）而同時分心忙於多種事情，這種“一心多用”習慣減低了思維、反省和表達的品質。作者的告誡是，要學會“關掉”，而不要總是“開著
”。知名作家Nicholas Carr的《大轉換：聯線世界，從愛迪生到穀歌》[16]是今年《華爾街日報》評選的暢銷書，《大西洋》月刊以“封面故事”推薦了他的相關文章《穀歌正在讓我們變得愚蠢嗎？》[17]。Carr的著作具有一種歷史視野，闡述每一次技術革命都對既有的文化方式產生了衝擊。他認為，互聯網正在給我們的大腦“重新佈線”，讓我們適於“快速流覽”而不是持續的專注（認真閱讀、聽講或寫作長文）。我們在“穀歌”中喪失了專注和沉思，甚至沒有耐心讀完網路上的長文章，更不用說書籍。Emory大學英語教授Mark
Bauerlein的著作有一個駭人聽聞的書名：《最愚笨的一代：數碼世代如何麻痹了年輕的美國人並危及著我們的未來（或，不要相信任何30歲以下的人）》[18]。作者以統計資料表明，目前美國大學生的整體素質下降：語言能力減弱、專注力喪失，學業規範淡薄而且知識貧乏。美國的年輕一代變得執迷于同伴的娛樂和時尚。他們愚笨而無知，但自尊心卻很強，因此無法接受批評。作者認為，這是整個大眾文化與數碼技術合謀造成的結果。著名作家Susan
Jacoby的《美國的無理性時代》[19]成為今年《紐約時報》評選的暢銷書，其主題延續了Richard Hofstadter在1963出版的經典著作《美國生活中的反智主義》。Jacoby認為，當今美國的反智主義達到了史無前例的高峰，突出體現在對無知毫無羞恥感，並完全漠視理性和客觀真理。她的分析批判涉及到廣泛的政治與流行文化（包括庸俗化的大眾科學、追逐明星的媒體，“政治正確”的觀念，大學教學水準的衰落，原教旨主義以及道德相對主義等），其中也指出了新技術對反智主義文化起到的推波助瀾作用。針對這些討論，美國《高教紀事》連續兩期發表長篇評論文章《論愚蠢》[20]。作者指出，每一次技術革命都會有所喪失，年輕一代的“數碼原住民”正在適應新的“文化範式轉換”，這個過程會產生許多困擾，必須以有效的新教育方式（包括合理利用新技術和媒體）來對抗文化的衰敗。

　　關於《猶大福音》的爭論

　　近兩年來，關於《猶大福音》（The Gospel of Judas）的翻譯和闡釋工作在西方學界、宗教界和公眾當中引起廣泛關注，也激發了熱烈的爭論。2008年5月《高教紀事》發表長篇採訪報導，詳細披露了關於《猶大福音》爭論的來龍去脈。[21]

　　《猶大福音》是一部失傳已久的古經，目前這個抄本以古埃及的科普特文（Coptic）寫在莎草紙上，於1970年代末在埃及的洞穴中被一位農夫發現。經多種方法做年代測定，證實為西元280年（誤差±50年）的抄本。經過多年的輾轉周折，最終被美國“國家地理學會”以及兩家基金會購買，獲得共同保存以及鑒定和研究的使用權（研究結束之後要歸還給埃及的博物館收藏）。國家地理學會組織了以Marvin
Meyer教授為首的專家研究團隊，在2006年初完成了26頁（原文共有66頁）的修復、重組和翻譯工作，並在4月6日召開發佈會，報告了他們翻譯研究成果，其令人震驚之處在于，完全改寫了以往的猶大形象以及他與耶穌的關係。根據他們對《猶大福音》的研究，猶大不是教會正統教義所描述的那個出賣耶穌的叛徒，而是耶穌忠實的門徒、親密的心腹和朋友。所謂“出賣”耶穌其實是耶穌授意所為。發佈會立刻引起轟動，世界各大報刊傳媒競相報導，國家地理電視頻道還於
4月9日播出了一部長達兩小時的紀錄片，收看觀眾多達400萬人，隨後研究小組成員出版的相關書籍也極為暢銷，由此引發了為猶大“平反昭雪”的熱潮。與此同時，許多教會人士紛紛出面告誡，《猶大福音》是異端的經文，不足為信。

　　然而，平反熱潮和警告反駁似乎都過於匆忙了。因為那些所謂“異端”內容可能並非《猶大福音》的文本原意，而是來自那個（被稱為“夢幻團隊”）專家小組在研究中的失誤和過度闡釋。一些宗教學家和聖經學者開始質疑Meyer等人對文本翻譯和闡釋的權威性，其中Rice大學的聖經學研究教授April DeConick提出了嚴厲了批評，指出在耶穌對猶太評價的關鍵段落中，Meyer等人的譯文甚至與文本原意完全相反。她在《紐約時報》上公開了她的鑒定和批評，引起同行之間的爭論。多數學者認為目前的譯文存在錯誤，但對於錯誤的性質和嚴重性尚有分歧。Meyer仍然在為自己辯護，但他的團隊內部也出現了批評的聲音。無論如何，目前專業學者（包括Meyer本人和他團隊成員）都不再支持或者熱衷於所謂“英雄猶大的新發現”。《猶大福音》所引發的熱烈喧嘩可能會慢慢平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