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洛奇

2008年西方知識界重要事件綜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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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機下的新“終結論”

　　2008年的金融危機如海嘯般從美國波及全球，對西方思想界也產生了強烈的衝擊，各種新的“終結論”席捲而來：新自由主義的破產、“美國世紀”與全球化的終結、資本主義體系正在走向滅亡……由此，一場思想爭論的風暴正在興起。無論是倍感興奮還是心懷憂慮，許多歐美知識份子都試圖探討這場危機更深層的意義：它是否暴露出資本主義社會內在的根本矛盾？是否預示著某種歷史巨變的來臨？

　　Joseph E. Stiglitz（哥倫比亞大學教授、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在7月發表《新自由主義的終結？》一文[1]被廣泛轉載，他批評指出“市場原教旨主義的辯護者力圖將對市場失靈的譴責轉向政府的失誤”，但新自由主義在經濟與政治上造成的危害是明確無疑的。Stiglitz斷言，“新自由主義的市場原教旨主義一直是為特定利益服務的一種政治教條，它從未受到經濟學理論的支持，也沒有獲得歷史經驗的支持。”美國《新聞週刊》在10月發表Jacob
Weisberg（著名網站Slate主編）的文章[2]，宣告“自由放任主義的終結”。作者指出，自由放任主義（libertarianism）的辯解者給出了種種複雜的解釋，卻回避了一個更簡潔、更有說服力的解釋：那就是金融崩潰證明了其意識形態的失敗。自由放任主義者在思想上是幼稚的，他們難以接受市場可能是非理性的、可能會誤判風險、可能會錯置資源。他們看不到金融體系如果沒有強勁的政府看管和實際干預，那就是在製作“災難的處方”。
Weisberg聲稱，自由放任主義“破產了，而這一次將不會有救”。然而，著名學者Richard A. Epstein（胡佛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芝加哥大學法學教授）持有不同觀點，他在《福布斯》網站發表回應文章[3]，認為Weisberg對自由放任主義的批評是粗糙的，完全無視其精微之處。他試圖澄清，堅持“有限政府”的自由放任主義者並不是無政府主義者，他們不僅強調市場競爭的好處，也深知非對稱資訊、公共產品以及囚徒困境所造成的挑戰。困難的問題不是要不要政府管制，而是什麼樣的管制才是適當的。Epstein認為，Weisberg的指控過分強調了市場失靈，卻低估了政府失靈。

　　對於資本主義未來前景的判斷，Edmund S. Phelps（哥倫比亞大學資本主義與社會研究中心主任、200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顯得更為謹慎。他在《資本主義會有前途嗎？》一文[4]中分析指出，人們在談論“資本主義的終結”時，似乎忘記了它曾經歷過的歷史危機，而在1980年代才開始在少數國家復蘇。對許多歐洲人來說，資本主義被簡單地看作放任的“自由市場”，但資本主義意味著開放與徹底創新。的確，“資本主義造成了破壞和不確定性。但我們不應該忽視這枚硬幣的另一面”。資本主義在激發企業家創新和消費者熱情的方面是獨一無二的，而其最大的成就在於將工作轉變為挑戰、解決問題、探索和發現。儘管2008年對世界經濟充滿挑戰，Phelps相信“對那些重視創新的國家，明智的建議是保持資本主義”。

　　新的“終結論”熱潮究竟意味著什麼？或許把握了深刻的歷史動向，或許（如20年前的“歷史終結論”一樣）不過是過眼雲煙的喧嘩。在過去一個半世紀中，資本主義滅亡的喪鐘曾幾度敲響，這一次會不同於以往嗎？也許，一切宣告“終結”的論斷現在仍然為時尚早而失之草率。但無論如何，金融危機再度發出了強有力的警告：“自由市場經濟”必須考慮自由的限度及其政治與社會後果。正如哈貝馬斯在11月接受德國《時代》週報記者採訪時所指出的那樣，“我的希望是，新自由主義議程不再因其表面價值被接受，而是會被懸置起來。讓生活世界聽命於市場指令的整個方案要接受嚴密的審查。”[5]

　　奧巴馬的意義

　　奧巴馬（Barack Huseein Obama）角逐2008年美國總統大選並最終獲勝，成為當年傳媒的一個焦點，也引起了知識界的熱烈反響。《紐約時報》發表評論文章指出，這場大選更深層的意義在於恢復美國人民的自尊。八年以來，美國理想的崇高語詞被拙劣無能的政治掏空了意義，這導致了恐懼與失落，也剝奪了美國人的自尊。而奧巴自始至終都在努力喚起美國人的信心和希望。奧巴馬的勝利來自“理念的力量”：美國能夠比過去更好，美國能夠超越9·11之後的憤怒與恐懼。只要相信美國人民基本的正派、文明和判斷力，那麼就能夠鑄造新的政治並且獲勝。[6]著名左翼學者Alan
Wolfe（波士頓學院政治學教授）在《新共和》發表文章，認為奧巴馬的勝選開啟了“美國政治歷史的新篇章”——不僅標誌著爭取種族平等的鬥爭走向勝利，而且終結了某些共和黨政客煽動的“兩極化政治”和文化戰爭。[7]美國作家Marie
Arana在《華盛頓郵報》撰文指出，傳媒大肆渲染“奧巴馬是美國第一位黑人總統”，這不僅是不確切的說法而是誤導性的。在她看來，奧巴馬是第一位“雙種族的”和“二元文化的”（biracial
and bicultural）總統，而這具有更重要的意義：他是種族之間的橋樑，是寬容的象徵，是必須拋棄“嚴格種族分類”的信號。[8]哈佛大學法學教授
Laurence Tribe曾是奧巴馬的老師。他自己在1960年代經歷了對民主政治的激情與幻滅，而40年之後又在奧巴馬身上看到了民主政治的新希望。[9]

　　左翼刊物《異議》在大選結束不久組織專題討論，十多位元學者發表評論。[10]著名哲學家查理斯·泰勒分享著人們的歡慶喜悅，因為“我們避免了民主之精華被民主手段所掏空的那種恐怖局面”。但他同時告誡人們，每當不可想像的新事務要成為現實，其反對力量將會更為猖獗地予以抗拒。因此我們必須提防“鬆懈”
的誘惑——這也是奧巴馬在勝選當晚的演講之深意所在。在Michael Walzer（《異議》主編）看來，奧巴馬無疑是“魅力型”人物，但要實現其政治抱負僅有魅力是不夠的。Walzer認為，奧巴馬的政治訴求具有內在的緊張：一方面他反對黨派分裂、倡導團結，另一方面他主張的政策具有激進左翼的傾向。這可能迫使他不得不變得更為激進，或許需要通過（1930年代和1960
年代的）社會運動模式來尋求廣泛的支援。他相信，在這個潛在的政治轉型時刻，左翼知識份子是大有可為的。

　　自由市場與道德腐敗

　　在過去10多年中，市場經濟及其對人們的習慣、信仰與制度的全球性影響已經受到廣泛關注，而最近的金融危機使這一問題變得更為迫切。以雄厚資金贊助科學與宗教問題研究而聞名的坦普爾頓（John
Templeton）基金會，今年將其“大問題”（The Big Questions）系列論壇聚焦于市場與道德的關係問題，邀請13位元著名學者和公共人物就“自由市場會侵蝕道德品格嗎？”這一問題各抒己見，彙編為一部
30頁的文集在秋季發佈。[11]隨後，又在倫敦舉辦了相關的研討會，引起熱烈的反響。就基本傾向而言，絕大多數作者為自由市場做了道德上的辯護，或者有所保留的辯護。當然，重要的不是他們的立場，而是各自的論述。

　　Bernard-Henri Lévy（法國哲學家、著名公共知識份子）以他慣用的曲折筆法做出回應。他首先指出，那種以金錢和物質主義作為衡量萬物的標準、免除了所有規則而只是被貪婪所支配的自由市場，當然會敗壞我們的靈魂。歷史上許多哲學家和宗教思想家都表達過類似的觀點。但轉而指出，需要警覺的是，這也是每個時代的法西斯主義和其他極權主義的一個核心論題。因此，這個問題實際上要比表面上看起來複雜得多。我們不能（決不能）將“市場就是並只能是腐敗的”看作是一個確定的真理。首先，如果市場是腐敗的，那麼各種對市場的否定也絕對是腐敗的。其次，如果這些腐敗必須被劃分等級，那麼通過否定市場而生成的法西斯主義、極權主義的腐敗則明顯地更為深重和致命、更加無可挽回。最後，自由市場仍然保有一種促進社會化和相互承認的因素，這也是與腐敗對立的因素。他的結論是，自由市場並不侵蝕道德，相反會強化人們的道德防衛，但前提條件是，必須服從規則和拒絕那種不受馴服的資本主義的誘惑。

　　Jagdish Bhagwati（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與法學教授）是經濟全球化的堅定辯護者，他認為全球化的自由經濟不僅創造了財富的擴展蔓延，而且在倫理上具有積極意義，增進了人們的道德品格。首先，改變貧困本身就具有倫理意義，其次，全球化在男女平等、兒童就學方面具有正面的效果。最後，他用世界各地對中國汶川大地震的強烈反應這一事例表明：全球化在原本遙遠而陌生的人們之間建立了感情紐帶，人們因此而更多地傾向於彼此關懷和同情。

　　John Gray（倫敦經濟學院榮休教授）認為，自由市場一方面侵蝕了某些傳統美德，但在另一些方面增進了新的道德（尤其是個人的自由選擇）。在總體上的利弊判斷與文化相關，取決於一個人對“良善生活”的想像。Gray指出，沒有任何一種經濟體系能夠促進所有類別的道德，因此不能以理想模式作為評價標準，而要比較各種現實可行的經濟體系，它們各自所張揚的道德品格各有不同。自由市場存在道德危險，這一事實並不意味著其他經濟體系能做得更好。實踐中的計劃經濟更嚴重地瓦解了道德。因此，真正的選擇並不是在自由市場和中央計畫這兩種抽象的模式之間抉擇，也不是選擇市場與管制的某種特定的混合，而是在不同的歷史狀況下，選擇不同的混合。但無論如何，一種現代市場經濟不能置道德問題於不顧。

　　旅美中國學者何清漣認為，計劃經濟的系統性失敗不只是經濟的，也是道德和政治上的災難。自由市場不是完美的體系，但其道德缺陷來自於市場參與者的行動與動機，而不是其制度設計本身。因為價值與商業倫理影響著經濟行動者的行為。我們不應將社會經濟活動的道德評判混同與對市場規則的道德評判。如果要分析市場與道德的因果關係，必須使用一個狹義的市場概念。明顯的事實是：不同文化環境下，市場經濟表現出不同的道德水平。而目前中國發展中的非道德化傾向與其說是市場規則本身造成的，不如說是其他的文化與社會條件的結果。

　　Michael Walzer（著名政治哲學家、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終身研究員）指出，民主政治與自由市場都會產生巨大的競爭壓力，人們在這種壓力下都可能無視行為規則並為此辯解，從而侵蝕道德品格（從“水門事件”到“安然公司醜聞”都證實了這一點）。但競爭也會促進合作、友誼、尊重和團結等美德。政治競爭和經濟競爭一樣，都無法完全排除道德上的風險。但在西方國家，這兩種競爭表現出相當不同的道德狀況。目前公共生活最嚴重的腐敗不是來自政治領域，而是發生在經濟領域。憲政民主成功地制止了最惡性的政治腐敗，因為公眾對政治精英具有高度的警覺，並能依靠制度化的機制不斷地與政治違規行為鬥爭。但是，在目前的經濟生活中，市場行為沒有受到類似的憲法制約。最近幾十年以來，經濟精英的傲慢達到了驚人的地步，幾乎可以為所欲為。這樣一種不受約束的經濟權力（正如阿克頓所指出的）當然會導致極度的腐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