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洛奇

2007年西方知識界重要事件綜述


《齊澤克國際學刊》創刊

　　齊澤克如今無疑是國際學術界最耀眼的明星之一。兩年前，名為《齊澤克》的紀錄片在文化知識界引起相當的關注。今年1月由英國里茲大學傳媒學院主辦的《齊澤克研究國際學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Žižek
Studies）正式創刊。為一位仍然在世的學者創建一份專業性的研究刊物，這在學術界雖然不是首創（鮑德里亞曾享有過此殊榮）卻也是極為罕見的。這份刊物由保羅·泰勒（Paul
A. Taylor）擔任主編，編委會中包括著名學者詹姆遜（Fredric Jameson）等，而齊澤克本人也名列其中。編委會的構成在地域分佈和專業分佈上體現出高度國際化與跨學科的特徵。學刊沿用學術界常規的公開投稿和同行評審的編輯方針，但發佈方式卻是新穎的網路線上期刊（http://zizekstudies.org/），內容完全對讀者開發。線上期刊的方式更適合齊澤克的作品特徵，也創造出一種學術討論空間來避免主流媒體對其批判鋒芒的收編。目前已經出版了第一卷的4期，包括“齊澤克與巴迪烏（Alain
Badiou）”，“齊澤克與電影”，“齊澤克與黑爾格”等專題討論。少部分文章已翻譯為多種語言文本（雖然中文譯稿的質量似乎有待改進）。在第1期中的開篇文章《為什麼是齊澤克？為什麼是現在？》中，保羅·泰勒指出，從事這樣一份刊物既是機會又具風險，因為它所研究的是這樣一個思想家的作品：他不僅是健在的，而且他向世人保證他自己不是所謂齊澤克派。因此要堅持完整公正地對待齊澤克的不可複製之獨特性總是要面對艱巨的壓力。但作者認為值得承擔這個風險，來進一步增強齊澤克作品對現已建制的學科所提出的挑戰。文章還借用佛家“以指示月，愚人觀指不觀月”的類比，形容“齊澤克的理論努力在於頑強地審問那些執迷於觀指而不觀月的學者的剛愎自用”，這就是為什麼人們被齊澤克吸引並繼續保持對他的興趣。

　　泰勒與德沃金分別獲得學術大獎

　　3月14日，加拿大哲學家查理斯·泰勒（Charles Taylor）被授予2007年坦普爾頓獎，獲得80萬英鎊（約為150萬美元）的獎金。此獎是由約翰·坦普爾頓（John
Templeton）於1972年創建，旨在鼓勵通過各種不同的方式來探索和擴展人對神性的感知，包括對愛、創造性、智慧、宗教等的研究，以促進科學與宗教之間的對話關係。坦普爾頓基金會現任會長在授獎時說：在泰勒的學術生涯中，他經常是孤獨地堅守在精神維度的研究領域，對公共政策、歷史、語言、文學以及人文社會科學所有其他側面展開跨文化、跨學科的深入討論。泰勒在獲獎感言中提到：“自然科學和宗教的分離對兩者均無益處，而同樣真實的情況是，人文社科的文化也往往出人意料地無視精神層面。”他認為需要對“人類的暴力趨向”予以新的洞察，這可能包含著要對人類尋求意義和精神方向的努力（在其中對暴力的訴求是某種顛倒和歪曲）做出一套完整的闡釋。坦普爾頓獎設立至今30多年間，早期的獲獎者多位顯赫的宗教界人士，例如格雷厄姆牧師和德蕾莎修女，後來該獎被授予更多的哲學家、神學家、倫理學家和科學家等，例如神學家邁克爾·諾瓦克、物理學家約翰·巴羅。

　　挪威議會於2003年設立的路德維格·霍爾堡（Ludvig Holberg）國際紀念基金，專門授予每年在人文、社科、法律和神學領域中一位成就最為傑出的學者。今年霍爾堡國際紀念獎由羅奈爾得·德沃金（Ronald
Dworkin）捧得，獎金為75萬美元。在最近30年間，德沃金在法律哲學領域中留下了個人獨特的印記，幾乎每一個對該領域的貢獻都直接或至少間接地與他的工作相關聯。評委會對他的評語是：德沃金髮展出了一套富有原創性且極具影響力的法律理論，這一理論將法律植根于道德，並表現出獨一無二的特徵——將抽象的哲學觀點和那些與具體的對法律、道德與政治的日常關切相關的論辯相結合。在德沃金之前獲過此獎的有朱麗亞·克利斯蒂娃、尤爾根·哈貝馬斯和舍莫爾·艾森斯塔特。

　　2007年辭世的學者與作家

　　2月28日，美國當代史學家亞瑟·施萊辛格（Arthur M.
Schlesinger, Jr.）因病逝世，享年89歲。施萊辛格一生都維持著一個自由主義衛士的形象，28歲時就以《傑克遜時代》獲得普利策獎，1957年至1960年他先後出版三卷《羅斯福時代》，被認為是他最重要的史學成就。施萊辛格曾擔任甘迺迪總統的特別助理，1965年在甘迺迪過世後，他發表了《約翰·甘迺迪在白宮的一千日》，被先後授予美國國家圖書獎和普利策獎。1962年他辭去哈佛大學歷史學教授職務，潛心寫作。1978年的《羅伯特·甘迺迪和他的時代》再次使他獲得美國國家圖書獎。施萊辛格的最後一本書《戰爭與美國總統》于2004年面世，他在書中對布希總統發動的伊拉克戰爭做出了激烈的批評。今年11月，施萊辛格從1952至2000年的日記得以編輯出版，使讀者看到跨度48年的美國歷史及其風雲人物的一些面貌，也能從中瞭解到美國在冷戰與後冷戰時代中政治與文化的部分圖景。

　　3月6日，法國哲學家、文化理論家、攝影家讓·鮑德里亞（Jean
Baudrillard）因病逝世，享年77歲。這位元憑藉對媒介模式和技術傳播的獨到分析而蜚聲於世的批評者，始終思考著技術進步對社會發生影響的方式，廣泛涉及到各個領域或主題，從消費主義到性別關係，從對歷史的社會理解到關於愛滋病、克隆、魯西迪事件、海灣戰爭和9·11襲擊的新聞評論。鮑德里亞最著名的《消費社會》從現代社會中人與物的關係入手，以特殊的需求理論來解讀消費、媒介、資訊和技術。他的思想受到結構主義符號學的影響，並創造性地與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和消費社會學相結合，代表作包括《符號政治學批判》《生產之鏡》《象徵交換與死亡》《仿真與仿像》等。鮑德里亞認為，20世紀後期的“全球”社會中，符號和意義的過剩導致了一種對現實的消融作用，而在這個世界裏，無論是自由主義的還是馬克思主義的烏托邦都不再被信仰；當全球化世界在符號和日用品交換的水平上不斷運轉，人們對象徵行動（例如恐怖主義）也會越來越熟視無睹。鮑德里亞及其著作總是與“後現代”“後結構主義”相連，他的寫作也（與許多後現代思想家一樣）被歸入深奧晦澀之列。

　　6月8日，當代西方最具影響的思想家之一理查·羅蒂（Richard Rorty）因病逝世，享年75歲。早年的著作《哲學和自然之鏡》彙集了羅蒂對杜威、維特根斯坦和海德格爾哲學思想的研究，隨後他在《實用主義的後果》和《偶然性、諷刺和堅實性》中提出新實用主義主張，確立了反本質主義立場，被視為“反哲學的哲學家”。不同于許多哲學家的觀點，他相信，不是啟蒙主義開啟的民主與自由使人類面臨虛無主義困境，而是執著于柏拉圖主義和康得主義的說教使職業哲學家自己誤入歧途。羅蒂說，“我的哲學觀點在多大程度上冒犯了右派，那麼我的政治學觀點就在多大程度上冒犯了左派。”羅蒂在西方學界的政治譜系中屬於“自由左派”。他曾表示自己在社會政治立場上與哈貝馬斯、羅爾斯、泰勒、德沃金等人分享著基本相同的社會理想，即“社會民主主義”的某種版本；而那些更激進的學院左派，在他看來，始終沒有給出任何有效的政治方案。羅蒂獨特的思想給予我們的重要啟示是，道德與政治生活的改善不可能也不需要一個普世的理性主義基礎，尋求政治原則的共識是一種永恆的實踐，只有在不斷面向實際問題的具體應對中才可能獲得，這也就是羅蒂所說的“後形而上學希望”。

　　11月10日，美國最知名也頗具爭議的作家之一諾曼·梅勒（Norman Mailer）因病逝世，享年84歲。梅勒的作品始終將矛頭對準美國的社會與政治，挖掘其深層的病狀，視角奇特、言辭犀利，他因此被稱為美國的“文學良心”。梅勒的成名作《裸者與死者》在他個人的從軍經歷（畢業于哈佛大學後在太平洋戰區服役）的基礎上，不僅揭示出戰爭的真實面目，而且剖釋了更為深廣的社會與歷史問題。1968與1979年，梅勒先後憑藉《夜間的軍隊》和《劊子手之歌》獲得兩次普利策獎；2005年被授予美國文學傑出貢獻獎。無論在寫作上，還是生活中，梅勒都維持著桀驁不馴、特立獨行的個性與風格，直到生命的終止。

　　11月13日，美國著名法學家、哈佛大學榮休教授哈樂德·伯爾曼（Harold J.
Berman）辭世，享年89歲。他是比較法學、國際法學、法史學、社會主義法學以及法律與宗教關係領域的先驅人物，著有《法律與革命》《信念與秩序》等。伯爾曼對中國當代法學界影響最大的是他的演講集《法律與宗教》，其中“法律必須被人信仰，否則它將形同虛設”這句話被頻頻援用。伯爾曼以此作為對韋伯的“祛魅”命題的某種回應，提出在所有的文明裏，法律與宗教共用著四種要素——儀式性、傳統性、權威性和普世性，法律不僅包含人的理性和意志，也包含的情感與信仰。他在對當代法律祛魅化做出批判的同時，也在宗教中尋求法律的淵源以保持人們的法律情感，從而克服理性的僵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