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洛奇

2006年西方知識界重要事件綜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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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拉美政局與左翼思潮的復興

　　對左翼知識份子來說，振奮人心的激勵來自中南美洲的政局變化：近年來具有鮮明左派或中左翼傾向的政治領袖在大選中獲勝或連任（包括巴西的魯拉，厄瓜多爾的柯利亞，智利的巴切蕾特，玻利維亞的莫拉萊斯，尼加拉瓜的奧爾特加，以及委內瑞拉的查韋斯）。雖然美國的主流輿論對拉美的這場“紅色革命”持懷疑和批評態度，認為這是“政治強人”煽動民粹主義所導演的選舉鬧劇，會將拉美的經濟發展引向災難。但左翼力量終於突出重圍，開始在主流媒體中發出自己的聲音。去年11月《時代》週刊和《洛杉磯時報》等就曾發表文章，嚴厲批評布希當局在拉美國家推行的政策。今年4月《國家》雜誌發表文章，更為激烈地抨擊主流輿論對拉美局勢的妖魔化，指出拉美的“左轉”宣告了“華盛頓共識”的破產，標誌著過去二十年“新自由主義”模式在拉美的失敗。著名“世界體系”理論家華倫斯坦在《新左派評論》（2006年7－8月號）上發表文章，分析了世界格局的現狀與發展趨勢，認為美國霸權在2001－25年間進入了不斷衰落的時期，而布希的國際政策加速了這一的衰落。託派社會主義同盟“第四國際”主辦的“世界社會主義網站”（WSWS），今年1月在澳大利亞召開“國際編委會”會議，編委會主席大衛·諾斯（David
North）在開幕發言中指出，雖然資本主義在1990年代獲得了全球性的擴張，但其危機在不斷地加深。美國最大的左翼知識份子聯盟會議“社會主義學者大會”（SSC）在歷經了2004年的分裂之後，似乎在今年獲得復蘇。分裂出的一支“左翼論壇”（The
Left Forum）於今年3月在紐約舉行主題為“全球抵抗與帝國的衰落”大會，從開幕式的“挑戰帝國”到閉幕式的“前進”主題，顯示出高歌猛進的勢頭。冷戰結束之後，西方左翼思潮與社會運動曾面臨嚴峻考驗，也一直在探索中尋求突破的契機。2006年左翼力量似乎聚集了新的能量，出現了某種復興的轉機。但是，“新自由主義”遭遇的挫敗並不天然地意味著社會主義的勝利。對於西方社會主義的復興而言，當下的轉機仍然還是朦朧的曙光。

　　2. 紀念阿倫特百年誕辰

　　今年10月14日是漢娜·阿倫特的百年誕辰紀念日。當天，伯林的“阿倫特的思想空間”現代藝術展開幕，美國國家公共廣播電臺（NPR）播出了對阿倫特的學生、傳記作者和研究者楊－布魯艾爾（Elisabeth
Young-Bruehl）訪談。而世界各地的紀念活動早在年初已經開始，學術界重要的演講與國際會議迄今有30多次。歌德學院預告了明年1月召開的研討會日程，表明相關的活動還在持續……。這樣廣泛而隆重些紀念並不是心血來潮的儀式，而是最近20年以來阿倫特的思想影響持續增長的結果。正如楊－布魯艾爾新著的書名（Why
Arendt Matters）所提示的那樣，阿倫特對於我們的時代仍然至關重要。作為20世紀極為獨特而複雜的思想家，阿倫特的作品蘊含著多重闡釋的可能。比如對極權主義問題的研究，阿倫特在《極權主義的起源》（1951）一書中認為，狂熱極端的意識形態俘獲了處於孤獨焦慮之中的病理性“大眾社會”，從而導致了極權主義的興起。而後來在《耶路撒冷的艾克曼》（1963）中，她所揭示的極權主義的秘密在於艾克曼的那種“惡之平庸”（the
banality of evil）。於是，面對今天的世界風雲，許多人借用阿倫特的思想對當下極權主義的可能做出不同的診斷。有人在談論所謂“伊斯蘭極權主義”，比如德國前外交部長（哈貝馬斯的弟子）菲舍爾（Joschka
Fischer）將此稱作（納粹和史達林主義之後的）“第三種極權主義”。而另有作者，比如拉賓（Corey Robin）最近在《倫敦書評》發表的文章卻認為，當今美國的帝國主義政策具有極權主義的危險，這恰恰源自阿倫特所說的那種“仕途主義”（careerism）的平庸之惡。拉賓還提醒我們，阿倫特對於極端猶太複國主義的憂慮。她在60年就指出，猶太人從幾個世紀“不惜代價求生存”轉向了“不惜代價維護尊嚴”，但“在這種虛假的樂觀主義背後潛伏著對一切的絕望而準備自殺的心態”，她看到了許多猶太人寧願與敵人同歸於盡，也不願妥協。因為生怕妥協會將他們帶回到那些在歐洲沈默受難的屈辱日子。阿倫特的許多洞見（比如她對“阿拉伯問題”的關切）還有待於我們深入的探討。的確，阿倫特之於我們的時代仍然重要，她的思想遺產也將繼續在爭議性的闡釋中給予我們啟迪。

　　3. 福山再度成為焦點人物

　　1989年以“歷史終結論”聞名世界的日裔美籍學者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2006年再次成為公共知識界關注的焦點人物。他為今年再版的《歷史的終結與末人》新寫了後記《“歷史終結”之後》，試圖澄清人們對“歷史終結論”的誤解，並回應17年來有關這一論題的爭論。但這篇“再版後記”引發出新一輪的爭論。批評的重點仍然在於質疑歷史終結論是否成立，以及福山自己的立場是否前後一致等。今年8月“開放民主”網站彙集了10多篇相關文章，組織一次（網路）專題研討會，福山為此撰寫了《對批評者的回應》，試圖再次澄清自己的觀點，並解釋自己觀點的變化。而更受人關注的是，福山在3月出版的新著《處在十字路口的美國》，其中嚴厲批評了美國對伊拉克的戰爭，宣告了與“布希主義”的決裂。由於福山當年曾支持布希當局對伊拉克開戰，並長期與被稱為“新保守主義”的高層官員與智囊人物交往從密，這本著作被看作是福山政治立場的“戲劇性轉向”，在輿論界引起強烈的反響。但是，從福山自己的論述邏輯來看，他的變化與其說是他告別了新保守主義，還不如說是“布希主義”背叛了新保守主義。福山自己所主張的基本論點並沒有改變：他仍然堅持“自由市場經濟與民主政治制度”是（黑格爾－科耶夫意義上）“歷史終結”的現代性形態，認為這個終結已經在全球範圍內展開，並最終將獲得普世性的勝利。他所做的修正只是“時間表”意義上的：認為自由民主需要更長的時間才能在“邊緣地區”（特別是阿拉伯世界）實現，而實現的方式也可能不同于迅速而和平的“東歐模式”。福山與布希主義的根本分歧在於，他不相信一個國家的民主轉型可以通過使用外部武力來強迫完成。在福山看來，這是一種激進的“社會改造工程”。而新保守主義的傳統（在其對史達林主義的批判中）留下的一個重要思想遺產就是反對這類社會改造工程。實際上，福山是主張以經濟發展和漸進改革為前提，促成對於民主的內在需要，從而實現走向民主的“和平演變”。而與此相比，布希推行的單邊主義、先發制人以及武力變更政權的政策恰恰是一種激進的霸權主義。不幸的是，“新保守主義”這個名稱已經被濫用了，福山也就不再願意以此自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