備受矚目的中國模式
在柏林牆紀念活動的“多米諾骨牌”表演中出現了意味深長的一幕：相繼倒下的九百九十九塊骨牌，最後停在一塊沒有倒下的漢字石碑上（上面刻著《釵頭鳳》的詞句）。這或許在暗示還有一堵“要被推倒的牆”，但也有人認為，這恰恰象徵了中國是社會主義最後的中流砥柱，屹立不倒。對冷戰後的西方思想界來說，當下的中國崛起也許是最出乎預料的一個現象。中國似乎擺脫非此即彼的選擇：它是社會主義的，又是市場經濟的，它是全球化的，又是中國特色的，超出了二元對立的視野。在2009年，西方知識界對中國模式的討論更趨熱烈。
《國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雜誌2009年兩次刊登有關中國崛起的辯論。在題為“中國的顏色”的討論中，裴敏欣和安德森（Jonathan
Anderson）就中國經濟的前景展開激烈辯論。裴敏欣持較為悲觀的態度，他認為環境的惡化、民眾的難以掌控、大規模基礎建設的隱患、發展的社會成本過高以及發展失衡等等因素，會造成嚴重的負面效應，對此不可低估。他的基本判斷是，“如果中國不做必要的變革，將會面對遠比低速增長要嚴重得多的後果——統治精英的脆弱聯盟將會分化，執政黨的合法性會被銷蝕，社會動盪將會激化。”而安德森則相信，中國GDP勢不可擋的增長力量會繼續走強，甚至會打破世界紀錄。在未來十到二十年內，中國出現經濟滑坡的可能性要比大多數人的預計低得多。他在回應中寫道：“要想證明中國的崛起終將失敗，僅僅含糊地指出發展的失衡或斷言其經濟不能完全維持原先的增長是遠遠不夠的。這需要發生一場能將中國推出發展軌道很長時間的全面危機，而且危機還要來得及時，最好在五到十年之內。”安德森確信，雖然裴敏欣指出了中國在長程發展中面臨的種種挑戰，但完全沒能證明存在那個正在迫近的危機。
馬丁·雅克斯（Martin Jacques）2009年的新著《當中國統治世界》格外引人注目。在6月推出英國版之後，又在11月發行了美國版（書名的副題略有改動）。著名史學家霍布斯鮑姆（Eric
Hobsbawm）為其背書，幾十家西方報刊紛紛發表了書評和討論。作者本人受邀在四處演講，頻頻接受媒體（包括CCTV）訪談。雅克斯在書名中使用“當”而非“如果”，意味著“中國統治世界”已經不是“會不會”的問題，而是遲早要來臨的現實，其結果將是（如副標題所言）“西方世界的終結”。作者之所以使用有些“聳動”的書名，意在針對西方流行觀念發出告誡與警醒之聲：西方人久已習慣用自己的認知框架來理解中國，而且想當然地將自身的歷史發展看作普遍必然的現代性模式，但這完全是誤解和幻覺。中國不是西方所熟悉的“民族國家”（nation
state），而是一個“文明國家”（civilization state）。中國獨特的傳統曆久彌新，隨著目前難以阻擋的迅猛發展態勢，將在2050年成為主導世界的最強大的國家。他預言，如果說英國曾是海上霸主，美國是空中和經濟霸主，那麼中國將成為文化霸主，會開創一種不同于西方的現代性模式，並根本地改變目前的世界格局。到那個時候，人民幣將取代美元成為世界的儲備貨幣；上海作為金融中心的光彩將會使紐約和倫敦黯然失色；歐洲國家成為昔日輝煌的遺跡，類似于今天的雅典和羅馬；全球公民使用普通話會多於（至少等於）使用英語；孔子的思想將變得和柏拉圖思想一樣為人熟知。
雅克斯的著作也遭到許多尖銳的批評。英國評論家赫頓（Will Hutton）在《衛報》發表書評，題為《中國處於危機而不是在上升》，與雅克斯的觀點完全相左。赫頓認為，由於認同的不確定性以及經濟中隱含的脆弱性，中國無論在硬實力還是軟實力方面都不可能獲得霸權地位，其現有體制不是力量的源泉而是弱點的根源。“中國同時是巨大而貧窮的、強有力而弱小的，在沒有發生根本政治變遷之前，它將仍然保持這個狀況。”
美國政治學家黎安友（Andrew J. Nathan）在評論中指出，雅克斯的著作是一部危言聳聽之作，其中充滿猶豫不定的論述。作者說“中國最終註定要成為首要的全球性強國”，又說“在未來二十年中，中國實質上仍然是維持現狀的力量”。但最終，“中國將以它自己的形象重新塑造世界”，“迫使其餘世界默許它的行事方式”。而對於中國的民主化前景，雅克斯告訴我們可以“合理地期望”這種可能，又說“儒家正統學說的力量會使民主化更為困難”，但“從長遠來看，中國似乎不太可能阻止民主化的過程”。黎安友認為，雅克斯論述混亂的根本原因，在於他企圖傳達某種實際上不存在的東西——中國所特有的“中國性”。而中國傳統並非鐵板一塊，中國人彼此之間對根本價值也存在分歧和爭議。在另一篇題為《當中國成為第一》的文章中，黎安友指出，“就歷史意義而言，中國將成為一種新類型的首領（第一）。中國的支配地位既不是基於技術優勢、也不是殖民其他國家的能力，而主要是基於其人口狀況：中國成為最大的經濟體只是因為它有最多的人口。就人均水平而言，中國在可預知的未來仍然是相對貧窮的國家。”
中國經濟 (2)